贼不是好惹的，在电影里也不好惹，说得太厉害，人民群众要害怕，说得太窝囊，人民群众嫌虚假。电视剧里拿贼作戏的多，那些扰乱社会治安的坏分子是清一色的公式符号，用来论证人民警察德艺双馨智勇双全的美好品质。拿贼说事的电影不多，近几来大概也只有贾樟柯的《小武》和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值得一提。
贼都偷，但偷的手段的境界却不一样。对于农村青年小武来说，偷是他的生活。他像木匠、泥瓦工、教师或者警察一样，要靠这个手艺吃饭。他的阴暗的手艺是支撑他光明地活着的基础。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小武的盗窃行为源于他维持社会关系的必要，比如为了恋爱而购买传呼机和戒指的必要，为了朋友的婚礼去送礼的必要。小武生活于坚硬的中国乡村秩序之中，一旦当这些关系全部松懈乃至脱离之后，他将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对于道德和法律，小武是茫然的。他了解制裁的结果，但与社会关系的维系相比，这是不重要的。他必须是两个老人的不孝之子，是一个小姐的男朋友，是一个企业家的同案犯，是一些孩子的首领。小武从不自觉于这样的关系，他只是按照底层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来生活，亦步亦趋又茫然无知。
冯小刚的黎叔则有着绝对的清醒认识：作贼是事业。黎叔和他组织严密的团伙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以偷为生的低层次低水平。他们挪用了上流社会堂而皇之的价值判断和话语系统，用以帮助构成一个与之相对的世界。另一伙贼人王薄和王丽，则被冯导安置到传统伦理的主流中，他们获得了伟大的爱心，并且因此而有理由对上流社会作出嘲讽的姿态。这是冯小刚在捉贼过程中唯一值得表扬的地方。
我对贾樟柯的敬意之所以能远远超过对冯小刚这番苦心的理解，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不同的姿态。在《小武》中，那个穿着松松垮垮的西装，戴着黑框眼睛的农村青年，漫无目的地走在中国县城的街道上。他的茫然，松懈，无聊，但却没有紧张和困惑。在他的身边，高音喇叭的尖叫正在宣布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但小武这个国民却表现出与此毫无关系的样子。即使他是喇叭中那些政策的打击对象。
这个贼是民间的贼，是真实而混杂的时代镜像中的像素之一。冯导的贼是戏里的贼，是江湖杂耍中的魔术师。他们的手段之高超堪与武林大侠相比，而生活水平则略微等低于一个正处级的公务员。冯小刚为什么要那么严肃的假戏真做？他处心积虑地将黎叔安排上火车，只不过是想用黎叔的杂耍赚些票房，同时还要顺手拍一巴掌意识形态的马屁而已！
冯小刚的贼，是一个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眼中的贼。黎叔的把戏是他自己的伟大事业，也是一个有产阶级眼中的休闲，更是人民警察眼中的跳梁行径。那一出精心营造的公式，只不过是螳螂捕蝉的预演，精明的冯小刚必须安置一个黄雀在后，才能实现他左右逢源的目的。
贾樟柯的电影在他完成若干年后，我才看到。《天下无贼》上映的时候，有传言说某地某官要求禁映，不由得窃笑了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