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何在平民主义道路上整合精英阶层的问题
从近代史开始，就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的精英阶层的问题。我们刚才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承认这些人都是做了自己的努力，但是他的努力是没有效的。把实践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毛泽东这条路当然就是唯一能够成功救中国的道路，那么中国精英阶层的各种努力，实际上总是对毛泽东的努力过程构成一种干扰，构成力量的分散和认识的转移，是一种耽搁和推迟。比方说保皇党和革命党的争执，从大革命和后来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都是这样一种痛苦的残酷的等待过程。而且中国精英阶层的有组织力量，也总是与帝国主义的距离比与中国人民的距离更接近，造成国内两大阶层必须进行决战的态势，比方说三大战役。
中国为了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如此大的动荡、对立和对峙呢？我个人提出一个解释，在我们这样一个穷国里面，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更大份额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精英阶层具有对平民阶层压倒性的优势。由于我们这样的穷国在世界上没有相应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上的竞争优势，精英阶层手上这些的优势对外是无效的，而是一种劣势。换言之，就是穷国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对国内平民阶层的巨大优势同时在对外竞争上的劣势。换言之，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不能够赢得对外的竞争，但是却有巨大的优势压迫和掠夺国内的平民阶层。毛泽东给他们翘得高高的尾巴上贴上三张纸条，上面写着：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看来依据就是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近代史上，中国精英阶层在对外一系列竞争无效的情况下，最后确实是选择了对外投降。由于对外投降的选择，中国有限的资源大量流出，又刚好减少了我们国内可供分配的资源。在这个情况下，国内的阶级矛盾就越发激化。从太平天国到后来的都有这方面的情况，比方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国家白银大量外流，当时普通民众比方说去卖稻谷、做工呀，都是用制钱支付，而国家的税收就要用银两来完成。在鸦片贸易急剧增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的时候，大概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银两价格就迅速上升了一倍多，相当于在很短时间内我们国家的平民阶层的税赋就上升了一倍多，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就是这样迅速走向紧张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很明显就帮助了太平天国运动，使他们的支持范围就急剧扩大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后来用有人用内部的民族矛盾方式来表述，包括孙中山革命的时候，他开始也是提出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后他才走到五族共和的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的矛盾的激化实际上不可能不防碍了内部整合的完成，越发没有力量用于对外竞争。
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看，只有中国保留精英主义道路，就必然是内部矛盾激化，阶级矛盾高于民族矛盾。内部整合过程就无法完成。那么反过来，剩下的路就是只能是把平民阶层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整合精英阶层了。
我们看到，在四九年以后毛泽东有一系列的整合过程，包括首先从思想上要整合精英阶层，要求他们放弃精英主义。毛泽东在解放后搞了一系列的运动，这个运动首先就是针对知识精英阶层来的，从思想改造到学习运动，从批武训传到批唯心主义，从批胡风到反右运动，这是对着知识精英群体的，目标就是要求他们放弃精英主义思想，不要老是想着要为五张皮服务，而是要为人民服务。在官僚精英群体内部，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从三反五反，到接下来的反右倾运动，到后来的四清运动，一直到文革，这些运动的主流都是针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按照当时的话语叫当权派。王明后来到苏联后就长期抱怨毛泽长期反对国际，再有就是长期让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做检讨。
这里面蕴含了从中国近代史到解放后毛泽东对中国精英阶层的一个基本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怎么样看待精英阶层这样一股力量，是放任还是限制，毛泽东的选择是以限制为主。限制的理由是什么？毛泽东给知识精英群体一些著名的判断大家都很熟悉，第一个就是给它头上戴个帽子，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它尾巴上贴三个纸条，叫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说这是它的秉性。从古代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对知识精英说话这么刻薄，这大概是唯一的。他的依据是什么？
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反右的时候，对共产党当权派曾经还是非常相信的。他当时的判断说，右派民主党派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思想立场有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坐在多数人这一边。那么共产党干部是什么问题呢？是工作方法、文化程度的问题，他的判断是这样的。到六二年的时候，他的判断就变了。特别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干部为了自己出政绩、为了包装自己，他们做了大量不顾民众死活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又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这样的情况面前，毛泽东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的干部真的立场没问题。这个时候他从六二年开始就反复在党内的一些高层会议上提我们要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六二年初的那个七千人大会上，他就明确提出我们不是全民的党，我们要坚定地跟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站在一块儿，到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明确讲到阶级斗争天天讲了。在六三年的时候，毛泽东两个很重要的动作，一个就是在高层进行论断，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讲课，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参加，在党委开会讨论一致通过，一致通过的成果就是九评。这个九评的核心问题就是反对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是在国内。在国际上是反对三和，反对和平共处、反对和平过渡、反对和平进程。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说，按照另一套语汇来说，它是反对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熄灭论。原来毛泽东认为可以依靠和相信的力量，经过一系列实践的经验，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们的问题比知识精英的问题更大，文革就是毛泽东联合部分的知识精英，去改造官僚精英的努力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努力的轮廓，他为什么总是跟精英阶层过不去，为什么要逼迫百分之八十的干部做检讨，为什么没完没了地跟知识精英群体过不去，搞一系列的运动。在这个问题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始终一贯的，是没有变的，没有什么前期和后期的差距，解放前和建国后也没有说明不同。从延安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解放后的一系列的批判，它的内涵是相同的，是没有分歧的。
在这个里面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真实的社会分化是什么样子的，在中国与多数人利益直接对立的少数人，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将依托什么方式坑害多数人的利益并实现自己的私利。这个里面很明显毛泽东和马克思有一个重大分歧，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化永远是一种阶级分化，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制来划分阶级，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他都是一方占有生产资料一方不占有生产资料这么一个区别。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分别是不成立的，他认为我们国家跟多数人利益根本对立的，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上层。这么一种划分方式，我们对照改革后和解放前的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它能不能成立？如果这个划分成立，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同时也就说明了在自发状态下，不加外部抑制的时候，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上层，是不是一股积极的力量，这样一个根本核心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精英阶层在自发状态下，他们不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这一事实已经为事实所证实。那么在后毛泽东时代，这个判断是不是还能够成立，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
如果看看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分化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前不久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座谈会，有一个资本家参加，我们北大的教授们如果听了他的发言，有些地方肯定要被指责为极左。因为当时参加座谈的大多是大学里的一些人，多数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好感，他就用非常犀利的语言，把这些人都批了一顿。我当时就感到很惊奇，接下来我在连续很短的时间内接触了几个这样的资本家，我发现他们的思想状态确实是呈一种中间状态，与我们的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有很大的距离。比方说对美国是怎么看的，多数人是有很强的民族整体意识，我要在国内怎么样整合我们的力量，对外去竞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跟毛泽东比我们的知识精英、比我们的高层干部都要接近的多。然后在怎么看待多数人的立场上，在这个社会安定问题上，他也是要缓和的多，没有那么极端，非要把国有企业分光不可。我接触的是这么一个状况，他们几个能不能代表多数资产阶级的立场，我没有把握，提请大家留心印证。他们的思想状态似乎可以印证中国社会的分化，不是马克思定义的分化形式，而毛泽东一贯说政治挂帅，说中国社会的分化是跟权力关系密切的。用这种状态来看中国，特别是在对照外国的历史经验的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在外国的历史上也有这种状况。比方说美国的奴隶主为了把棉花卖高价，买英国廉价消费品，曾经发动过南北战争，最后打不赢，打不赢没办法，只有服了，搞贸易保护主义，体现美国资本家的意愿，来走这么一条道路；德国的容克地主也曾经非常反感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张。这样一种主张全球化和私有化的势力，实际上因为他们是纯粹的消费者。
一个人掌握的话语权越多，那么假如他能够把优势地位变现，显然可以指望的收益就越高，那么这个人当然就有坚决与多数人利益严重对立的资格；一个人的政治权位越重，把权力变成现钱的机会就越多。毛泽东要求走平民主义的合作道路，却无法提供这样的机会，没有充分的竞争场所，就难以追求与优势地位相称的社会分化和现实的经济地位，因此中国精英阶层对平民主义道路就最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显然是与一个人的优势地位高低有关的。在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确实是明确表述过他们的利益分配诉求的，他们在民国期间的教授高工资津津乐道，同时对当时自己工资不如出租车司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有一个谚语常常被他们使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坐车的不如开车的"，这些人大概不知道他们这样的表述，因为涉及到整个社会阶层的分配地位诉求，其实就是一种经典的阶级意识的表述。毛泽东一贯认为，那些有优势地位的人将是"党变修、国变色"的最大危险因素，而毛泽东的判断总是被那些极端反毛的人反复证实。所以毛泽东长期号召老百姓要起来奋斗，决不要为精英阶层暂时的和表面的好听说辞所迷惑，要时刻不忘把自己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去参加国家管理，关心国家大事，要睁大眼睛盯住这些精英阶层，要努力地去学会监督和制约他们，按照当时的话说就是要"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我们国家出现这种分化方式，我提供一种解释，合不合适，大家自己判断。在我们国家，社会分化体现的是一个纯粹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立场上的对立。在我们国家有限的资源中，是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生产，改善生产条件，提升竞争能力；还是反过来集中资源用以提升消费水平，跟国际先进水平拉近，放弃生产条件方面的投资；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差别。从这个来分析的话，我们看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不是因为他们是作为一个生产者，恰恰相反，是生产者交了税以后，他们是靠财政吃饭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认为有条件不去关心生产者的立场。他们的生存状态，与过去的地主老财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人也就和德国的容克地主、美国的奴隶主们，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的主张完全一致。
由于国内的分配不能通过正常的规则化的市场行为来进行，资本积累当然就要求国家政权来参与积累过程，政权又跟上层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整个精英阶层呈现一个整体化状态。最后大家发现，除非我把这个政权推翻，否则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不仅国内整合也完成不了，底层社会的生存权也解决不了。所以其它问题都要先放在一边，非要把你政权推翻不可，中国近代史上的平民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矛盾缓和的态势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因此阶级对立、对峙程度也不同，最后可供选择的解决方式也无法一致。
在西方国家，他们的法制和政治民主都是相对有效的，关键在于他们社会阶层对立程度没有中国深重，他们的上层社会允许下层社会有你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表述，他们的精英阶层在实现自己的富裕以后，也还允许平民阶层有自己的生存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民主、自由和法制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保障的。而到我们国家，今天普遍的都是好像感受不到这份宽容气氛，感受不到底层社会的利益在哪里找到那么一个空间，也感受不到我要实现的一些基本目标的道路和出路在什么地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阶层隔离越发有效，底层社会要改变自己分配地位的机会越是渺茫，而同时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却急剧上升，底层社会的认同感可能就会迅速丧失殆尽。比方说教育产业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隔离措施，很多人上大学之后，自己在金字塔社会里的分配地位能够得到很明显的改变，这是一个底层向上通过的阶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这么一段时间内，在这个阶梯相对也是通畅的，如果你大学毕业的话，虽然可能会得到一份不是很好，但还是过得去的工作，这份工作能够保证你的分配地位大大优于从前，我们看到大量的父母都愿意通过卖血贷款这样的一些方式，供自己的小孩儿上大学。知识精英在政府支持下，进行教育产业化以后，进行扩招，大量学费收过去了以后，大学毕业生们发现这条向上的通道通过率越来越低了，原来可能有90％以上的通过率，现在已经急剧下降到不足30％了，同时上学的费用却急剧飞涨。前不久在网上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北大一个学生在陕西卖肉，北大校长说这个很正常，整个校长就很无耻，他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正当利益，本来别人的父母供他上大学，就是为了改变他的分配地位的，现在他的地位没办法改变，你把别人的学费收了，你还说自己一点责任没有。这个案例本身，也体现了我们社会上下层相互不兼容，不能正常对待别人的正当利益和基本诉求。
那么我们看到的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中国知识精英持这样一个说法，很多人感到很困惑，不管是右派也好，左派也好，内部都是非常激烈地争论的，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个社会状态怎么表述，这样的状态是什么原因带来的，这些分歧是什么原因。我们今天这种表述可能也有人不同意的，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当问题提出来，提醒大家去思考，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看我们近代史的矛盾、斗争这个过程，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对照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如果我们要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到底有什么出路。这些问题都很严重，我本人也看不到很健康的主导力量，能够平滑地过渡，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很多人都有很激进的想法，完全不管现实的可能性，开出各种总体性的解决药方，比方说可以通过程序民主、通过票决方式把现在的这种结构改变掉，让精英阶层无法实施它的优势，让优势破产，这个方法倒是不麻烦，问题是一个简单的票决程序，怎么就能够让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从此不起作用呢？欧美日的民主相对有效，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是纺锤型的，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阶层结构处于金字塔结构，结果没有一个像样的民主成绩，而且追溯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国内阶层力量对比不均衡的时候，民主票决的成绩也是很差的。还有一种很极端的主张就是革命，革命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即使革命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还是有革命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革了一次命就等下一次吗？我们今天谈的也就是要在毛泽东的思路上去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这个阶层矛盾缓和总是不能实现。
在最近二十年里，知识精英的话语结构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许多人标榜价值中立，但是我们看到话语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完全没有中立过，知识精英阶层不仅要求把这个优势地位变现，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而且这个言说的服务方向改变也对比非常强烈。从八十年代说人道、自由、甚至用启蒙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反垄断，最后到今天形成了一种新话语霸权。看来这个"话语权运动规律"跟资本运动规律是一样的，总是从反垄断开始，最后以建立新垄断地位告终。为什么要垄断呢？因为垄断能带来高收益。
如果把思想格局划分为两种：为多数人利益辩护的思想格局、为少数人利益辩护的思想格局，由于在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上必然存在的排他性，显然这两种思想格局显然是相互对立的。今天中国主流思想格局究竟是为多数人利益说话，还是反过来，为少数人利益最大化服务？从追捧资本和强势社会集团看，这个思想格局显然是为少数人利益辩护的，符合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做出来的论断：知识精英总是乐意"为五张皮服务"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思想格局总是以"反毛、媚美、傍大款"为特色。比方在经济学方面，知识精英都在说生产资料应该资本化，因为这是带来效率的关键，只要有了效率就能够带来结果的公平，这个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经济学最常见的说法。在论证中国少数人就是应该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方面，是有两拨区别明显的人在同时论证，一拨人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另外一拨人就是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依托马克思的"五阶段论"和"生产力决定论"来论证"补课论"，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党内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工作者。在他们谈到多数人地位下降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代价论"，主旨就是为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你们多数人今天的当前利益必须作出牺牲。在九十年代朱镕基主导的就业、教育、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四大改革，这四大改革没有一项是为增进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而且这些改革都没有受到很深刻很全面的指引，后面一个问题比前面一个更危险。在九十年代我们看到，像这样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作为代价的事，是蒋介石也没公然干过的。当然有很多都同时宣称自己是为多数人利益而言说的，按照从前的说法，这样的人还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把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做一个幌子，来更好地为少数人服务。孔夫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都跟"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个意思，看来千百年来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的最有效的叙述策略，还没有什么创新，都是通过披上道义的外衣，或者打扮成"政治正确"然后去鼓吹最不道义的事情，以最低成本去封堵反对意见，以追求最理想的效果。
反过来，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就相当分散，没有很强烈的声音为多数人服务，多数人自己的表述也仍然是一种阶级意识的表述和阶级意志的表现，往往体现在一些民间谚语里面。在改革初期，在多数人生存条件还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大家仍然有非常大的不满，人们都说现在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个人认为这也确确实实是一种阶级意识，因为从八十年代看，人们看到很多高楼、很多高档消费品都出来了，但是自己无关，实际上是与多数人无关，社会分配在阶层之间的差距迅速就被人们感觉到了。一个社会很多人看到这新增长的物品却跟自己无关，这就是整个社会蛋糕怎么切的问题，是想着多数人还是向着少数人，这是无法在秘密状态完成的，人们的不满也在于此。到九十年代分配的差距更加明显，人们的不满就相应地放大了，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在民间谚语上也就更加极端一些，一些工人在评论九十年代的四大改革的时候说"教育改革是把口袋掏空，医疗改革是硬性送终"。中国的精英阶层在九十年代的优势更加明显了，他们掌握的资源份额更多了，中国阶层力量对比更加不利于社会下层了，上层走极端的趋势和能量都在进一步放大。在思想格局对立的角度上，我们非常不幸地看到精英阶层固然在漠视下层的正当利益，而下层社会对精英阶层的敌视情绪也在危险地增长。一切正如《论语》里所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或者如中庸所言"悖而出亦必悖而入"。这是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更危险的问题在于：我们大家都看不到健康的力量，足以逆转这种危险趋势的加速发展过程。
在毛泽东自己的视野里，他曾经非常深刻地谈到这个问题，在一九七四他生日这一天，他在长沙特意把周恩来找去谈了一整天。根据周恩来后来的传达，毛泽东说到的核心内容是"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指涉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一个就是针对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滥用，"专政"就是因为力量对比的失衡所引发的一种需要，如果是力量对比均衡显然就可以放任不管，毛泽东对精英阶层力量增加的负面影响，是很明白的。我本人曾经在八十年代也认为毛泽东时代对精英阶层的判断，以及运用的限制手段是不是过分了，但今天看到了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以后，我们确实已经看不到健康的调整力量了，"专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要意味着从开头开始"防微杜渐"，对照现实来看，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确实就是有这个想法。这些精英阶层如果放任他，他们就自己会把自己的利益急剧扩大，把自己的优势地位急剧地强化，最后越来越无法挑战和加以有效制约。在二十年里我们的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更大份额的资源，它变得更加无法挑战，多数人的利益变得更加无法预期，无法把握，因为他们的优势扩大了，他们在思想上走极端的趋势更加强烈，因为走极端的可能性是与他们相对平民阶层的优势决定的。"专政"不仅仅指一个政权的服务方向问题，实际上还意味着政权是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其他如资本和话语权都无法进行反向平衡操作，起到防止阶层力量对比形势急剧恶化的作用。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知道有很多改革家，包括像王安石、张居正等这样的人，他们改革也都是在王朝中朝以后，他们看到了精英阶层走极端的危险，所以进行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往往在实际过程中走向反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精英阶层的互勾结过程完成了，已经实现了整体化，组织程度已经大为提高，相对于下层社会的力量对比更加失衡，变得无法从外部挑战。整体化的精英阶层能够依托自己的优势地位，采取一种"过滤机制"，过滤机制按照今天的通俗说法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精英阶层就是这样把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和调节措施过滤掉，任何政策无论是怎样有利于多数人的利益，在精英阶层的执行过程中，它都能够把方向扭转过来，而且这种扭转过程得不到很好的校正。今天看到的都是这样一些情况，这样走下去是极端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一切规则性、管理性的调整和改良都已经无法生效了。社会资源分配，最后变得完全依赖力量对比进行，那么力量对比在穷国本身就有利于精英阶层，如果精英阶层实现整体化的话，有组织能够胜过无组织，变得更加无法挑战，最后他们将有能力剥夺下层社会的生存资源，走到底的话就是一场革命。"过滤机制"的出现，实际上就意味着针对精英阶层的管理手段完全失效了，管理失效意味着缓和社会矛盾的一切措施都最终会归于无效，社会矛盾会在无法制约的精英阶层主导下迅速走向激化，这常常是革命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