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在国家政治上需要多数人出来显示力量
我们知道管理学里面有一个叫"职能系统病"，就是说一个管理体系如果你职能越多，系统越庞大，那么你管理的毛病就越多。因为你管理的职能越多，你就不能搞家长制，私有产权那种企业效力、那种监督都不能体现。这个时候就很明显了，管理者发现整个管理体系的利益和效益跟我个人的收益关连度很低。这种长远的目标的努力，跟个人的当前利益很难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的毛病就很多。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这个体系中的主人翁精神都会下降。
我们看到新中国管理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管理系统，在这个庞大的管理体系里，职能系统病是如何在发展中演变和激化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又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毛泽东面临这个问题，并开出了独特的药方，这我们都很清楚，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毛泽东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的实践。如果不认真讨论一下文革的过程，大概就无法正确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我个人认为最简明完整的表述，是在第九评里面，它说"单单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要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继续革命理论，它隐含了革命的两大对象，一个就是当权派，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知识精英的上层。
通常的国家和社会管理，都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不仅每个社会的话语权必然地处于集中状态和归一状态，而且国家政策、法律的制订和执行，经济资源的分配权力都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然后由他们以此为管理手段去规制和引导多数人的行动方向。与此相反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由多数人去清查少数人的管理方式就可以命名为"逆向管理"，文革就是一次这样的逆向管理。逆向管理之所以需要，必定是正常的管理系统内部出现了严重问题，而且在正常管理程序里又失去了纠偏的可能的情况下，才又必要运用。这样的逆向管理必然是要许多的混乱和不正规现象，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有效掌握适当的管理信息；而且由于多数人在组织起来的问题上，存在着现实操作上的困难和思想立场方面的整合困难，也必然在面对实际掌握"党政军人财物"的精英阶层时，存在着力量不对称的问题。换言之，逆向管理通常情况下，存在着难以真正落实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毛泽东时代的阶层关系调整，包括文革这样的极端性调整，是不是有些不同的意义。在文革之前，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毛泽东开始要求在农村搞四清，后来又进行了文革，在这个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看到确实在我们的整个的官僚精英群体里面，执行了三次非常严密的"过滤机制"，本来"运动"是要解决当权派自身的问题的，结果却在当权派的布置和积极配合之下，一再把运动矛头指向群众。历史的悲喜剧最好是以当时的语言来呈现，所以我在下面就尽量用当时广泛使用的词汇来表述文革的过程。
在农村四清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前十条，这个文件目的和对象很清楚，就说要"清工分、清仓库、清帐目、清管理"，这都是直接针对当权派自己的"执政"问题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这个方向就扭转过来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刘少奇在武昌一个很大的四清工作队动员大会上讲话，它的哲学基础、认识基础是四清四不清四个交叉，根据这个产生的执行方针，变成了"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四清工作一下去，就不对当权派了，就划新富农。那么四清发展到按后十条进行、按桃园经验进行以后，就开始搞要所有干部"下水洗澡、放包袱下楼"这一套。这实际上意味着你这个干部以前如何开展工作，工作有什么优点和缺点，都已经不重要了，决定性的考核标准已经变成对我工作或者上级，在当前的运动中是持什么态度，是不是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是不是积极的揭发同事。如果你这个方面表现的很积极，跟上面来的工作队很合作，那么就迅速解脱你，甚至作为依靠对象，予以提拔重用，从前的组织考核程序全部推倒，现在成了这么一个标准来考核干部。这个经验后来就被批判，说是搞"驯服工具论"，也是为毛泽东所一向反对的建立上下级之间的个人联系为主，被指责为搞"独立王国"、把上下级关系变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刘少奇主持制订的后十条，"过滤机制"体现的就很明显。那就是为了实现当权派怎么样整合起来，怎么样形成独立王国，怎么样变成一个上下级沟通很好的有共同目标的利益群体。在这个过程发生了以后，我们知道后来就有了一个二十三条，毛主席很愤怒。按照王力的回忆录说，毛当时对刘少奇已经极端不满了，是王力自己托邓小平和彭真两个人去叫刘少奇向毛主席认错的，这才使毛刘关系的破裂延期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就已经旗帜鲜明地说，我们运动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针对把运动打击矛头向下的问题、以及桃园经验推行带来的偏差问题不在于"桃园经验"有多少正确多少不正确的东西，而是这样一个明显错误的东西，在各个地方都得到了当权派的热烈的追捧和积极的贯彻落实，因为这个东西刚好迎合了他们中间很多人的利益和需要。在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四清运动的转向过程，仍然是不彻底的，运动结果直接为文革运动准备了反对派力量，文革初期特别是工人造反派中间，首先就是把矛头指向四清工作队的极其背后的省委市委，因为他们老是在工厂里整群众。
在文革开始的五十天，我们看到另外一次由官僚精英群体主持的"过滤机制"。当时文革的目标和对象很清楚，二十三条说我们"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五一六通知说是"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这么一个对象。对象是很明确很清楚，但是文革初期五十天我们知道这个打击方向又变了。根据严家其的《文革史》，北京市在文革初期五十天内派出去的工作组，在北京高校学生中间打了一万二千多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在教师里面打了两千多反革命，这一拨人后来是文革的中坚力量，也是文革初期的少数派，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决定撤销工作组之前，北京25所高校中就有19所发生了驱赶工作组的事件。这个打击方向的改变仍然是受到多数人的追捧，比方说湖北的王任重，他当时在日记里记载刘少奇私下给他打招呼说，我们这次运动打三十到四十万右派，王任重拿笔一算，湖北的高校学生重要打百分之五的右派，这样才能凑够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很明确的过滤机制，一个指向非常明确的政策和方针，在当权派手里经过他们根据自身需要加以"过滤"以后，把自己不利的东西全都"过滤"掉了。他们执行的是对自己有利的、自己想干的这么个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发生严重的"过滤机制"，毛主席认为，我们干部队伍的问题已经很十分严重，而且在国家正常的管理程序里面已经没办法解决了，只能借助群众运动来解决问题了。
我们知道所有管理，都是一种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模式，无论是经济手段、政治手段，还是法律手段作为管理手段运用，都是少数人去调动多数人怎么整合多数人的过程。文革这样一个过程，就刚好反过来了，是发动多数人去考核少数人。文革的很多混乱状况，就是跟这个逆向管理过程有关，多数人实际上还不是国家合格的管理者，在经验、文化各个方面都是不足的。要武汉的大学生，去审查王任重执行政策对不对，恐怕他们确实没有这个识别能力，除了特别明显的地方之外。所以文革的指向，包括他们当年选择的突破口，都是值得商榷的。毛泽东曾经反复说，把走资派批臭，是指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批臭，不要老是纠缠在生活作风上。这与群众组织的认识水平有关，也是信息不对称的必然结果。
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盲目性，毛泽东自己早就认识到了，所以他在群众运动上也是很谨慎的。文革开始的第一步，做的是发动学生去冲击当权派，后来当权派又调动工农去反学生，在青岛、长沙、西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这样的事情，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说你们这帮学生穿着工人织的布，吃着农民种的粮食，要再反共产党，这个是不对的。在这个以后 ，毛认为你既然可以调动工人，那么我们就把革命扩展到工人里面去。这就有十二月九号的抓革命促生产十二条，这个过程工人就调动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学生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冲击力和对当权派的心理威胁压力是有限的。而工人调动起来以后，它就是很庞大的社会力量了。在这个时候，给当权派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当权派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反抗。最明显的体现在上海，比方说上海当权派控制的比较好的铁路局系统，保守派占绝大多数，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没有人卖票，没有人检票，列车无法开。造反派看到这个情况，你们既然要用这种手段，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指挥调度的权力从地上捡起来，同济大学的600名学生去接管火车站，你不卖票我来卖，你不检票我来检。上海港原来是每天十万吨的装卸量，降到了三、四万吨，很多同学和工人就去港口去扛包。就是这么一个方式，生产指挥和调度的权力就换了手，这就是文革夺权的起因。夺权本身是当时双方进行政治竞争的手段，一方要搞成"停产停运断水断粮"，另一帮人就说你们要这么干，我们坚决不让你阴谋得逞，我们自己干，我们来指挥生产和调度。大量的学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厂去和工人同住同劳动，要坚持生产反击"经济主义妖风"。这样就自然地实现了夺权，一方不指挥和组织生产，另一方就坚决抓生产，结果权力顺利过了手，结果这个过程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
在夺权之后，文革对垒双方的矛盾就完全激化了，就开始有了京西宾馆的抗争和二月逆流。京西宾馆抗争的一个成果就是军委八条，八条的第一条就是不许右派翻天，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个八条发下去以后，很多地方的当权派实际上就用这八条来宣布哪，在三月十七号一个晚上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么一抓，其它跟这相关的组织都有反革命嫌疑。实际上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它压下去。那么这一家的也不是那么服气，你把工人全部抓了，学生就到工厂里宣传，你们都是对的，他们都是反革命一流，所以我们要反对反革命逆流。你不给工人平反，学生去给工人平反，给他"竖旗"。他抓人抓得太多，而且这次抓人跟"反右"时期完全不一样，"反右派"基本上是针对相对孤立的个人，我把你划成右派之后，除了亲戚朋友同情你以外，没有别人会同情你。但在六七年三月份抓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大，因为很多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底下，是一大批造反派在那儿，不服气的人很多，而且你抓人这种手段使用又没有什么很好的证据。接下来武汉军区倒是公布了工人总部十条罪状，都是什么房契呀，烂枪呀，就是这么一套东西，也没有说服力，就把武汉工人总部说成是国民党还乡团，结果市民反而非常同情他们，压力越大带来的反抗结果是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到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开始出了"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就取消了你随便宣布和抓捕反革命组织的权力，当权派再也没有权力宣布谁是反革命了，你抓了人要放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就开始部署武斗，当时据说是武汉市人武部就下了文件，集训基干民兵组织，对造反派的宣传据点和校园进行围剿，那个时候因为要把经济指挥权力作为政治竞争手段使用，其它的政府机构都自动地停止工作了，按照安排只有人武部系统是不停止工作的，他掌握民兵。他就集训民兵，准备武装。全国性的武斗，就是从军委十条出来之后，原来的压制方式已经失效之后发生的事情，时间主要是在1967年的五六月份，到武汉720事件之后告一段落。在中央文革肯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的时候，除了广西和四川之外，实际上全国性的武斗已经停止了。另外在720之后一段时间，中央是集中精力，就全面性地把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的性质，系统地进行了一次表态，谁是造反派，谁不是。在这个情况下，许多造反派感到原来加载自己身上的枷锁去掉了，就有一个表面上的胜利，实际上此时文革是已经决定性地转入退却。在1968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过程中间，全国抓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基本上把所有的造反派算是一网打尽了。
"二月逆流"是这么一个过程，在既得利益和政治地位受到明确威胁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地方和中央当权派在面临共同的问题时，采取共同的立场，都自发地表现出要组织全面的、对造反派的压制浪潮，这曾经被陈伯达称为"由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出于大家面临共同问题时的自觉，倒是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上传下达，当然这个所谓的"逆流"决不仅仅是在怀仁堂里吵吵嘴那么简单。当时采取的压制措施分两个阶段，在"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阶段，主要是通过宣布哪个造反派组织时反革命组织，并动用国家机器采取抓人的方式，去摧毁造反派的组织体系；四月军委十条出来后，这个手段就没办法实行了，失去了政策依据。有的地方就采取文的不行来武的，明的不行来暗的，开始组织武斗。在文革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本来双方矛盾不是那么激化，由于竞争的双方你走一步，我就跟进一步，结果卷入的群众越来越多，双方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运动规模的扩大和矛盾激化的进程，也都是由强势群体主导的，这与美国新制度学派"强者主导社会制度变迁"的结论一致。矛盾激化使得文革最后变成一种真实力量的对比，结果仍然是组织程度差的多数人的力量，比不上组织程度高的少数人的力量。
在文革里面，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精神遗产可以总结呢？我们看到，即使用文革这样极端的方式，仍然不能保证多数人的意志和力量表述，能够胜过少数人。在政治上，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多数人由于工作和生活状态决定了天然比较分散，组织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在实际上也不掌握党政军人财物，普通人也没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组织斗争经验，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也仍然是处于弱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或者依托国家机器进行的社会管理，永远是对少数人有利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回顾到老子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你有一个力量格局，只要有一个国家机器，那就必然会走向反面，他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就刚好反过来，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能够"损不足"实现"奉有余"，那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要依托这个权力格局和国家机器。
老子还提到，不管你使用任何管理手段，都要最后走向反面。比方说你"尚贤"吧，"尚贤"也要走向反面，"尚贤"就说谁的才能比较好，谁的话语权比较多，那么他就是个"贤人"了。但是话语权本身就是职业利益的寄托，天下第一比天下第七，能够实现更多的个人职业利益，结果竞争就在这个地方展开，我们看到的就是千年一贯的"文人相轻"，"文人相轻"就是经济学里的反垄断。比方说谁说的比较对，谁说的是普遍真理，从前有一波人例如胡绳，于光远，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毛泽东是一句顶一万句，那是他们的职业利益寄托在那一套话语上；到七八年的时候，他们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很不幸地看到还是同样一波人，他们卖力地宣传"补课论"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论"。现在他们鼓吹全球化的时候，这次不叫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换了个说法叫普世价值；他们从前宣传说绝对不能容许少数人自肥，今天你说按照多数人利益要求公平优先，但他说你这个不对，你这是反对改革开放，你这是极左，同样是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逻辑，不容商量。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竞争，不仅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展开的，在思想格局里也是这样。思想格局的内容说什么，怎么说，实际上跟我们社会上强势群体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回顾毛泽东思想那是非常有价值的。
确确实实他应该说，在我们国家毛泽东时代他本人是最强有力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头儿，但他刚好不为少数人的利益说话。按照王明的说法，他是长期逼迫百分之八十的干部做检讨的，文革更是公开与当权派撕破脸皮。在他时刻不忘的"反修防修"思想里面，他的依据和针对性是什么？他经常讲到修正主义上台，其残酷性会变得法西斯一样。当然今天有些人说中国有的反动学术权威连法西斯都不如，我们可以放马后炮，今天有机会用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主张来做对照。我们知道法西斯至少对民族内部是保护的，而它是对外扩张、对外灭绝人性，但是中国有些人主流经济学家，他动不动就轻飘飘地说可以死一半中国人，比如樊纲就说即使死一半是中国人，也要把瓜分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到底；北大的易纲教授说，现在有先进的武器，不怕老百姓起来造反。
我们再来看今天这个社会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两方面思想格局方面的变化，对照看一些基本的事实判断，再来做一些这样的比较，是不是这个落差比较明显一些。做为一种思想格局的话，我们可以不要求有完善的理论表述方式，只要具有清晰的关于社会财富和政治地位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主张，就算是一个完整的思想格局。那么思想格局的对立，至少在大学讲堂和民间的落差，就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去访问的时候，比方说工人农民，他就还服从土改时期遗留的一种说法，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养活了谁"。土改的时候，毛泽东共产党派了大量的土改工作队下去，一个核心话题就是"谁养活了谁"。当然按照马克思的结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者养活了世界，创造了世界，在这个认识背后的要求是：劳动者应该具有基本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这是他们的一个诉求，或者说就是他们的思想格局的经济部分。在文革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政治地位诉求方面，双方在思想格局方面存在的对垒和竞争。当时根据陶铸同志的一个讲话说，他说谁都可以怀疑，可以怀疑一切。陶铸说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以外，周总理和我们这些人都是可以怀疑的。怀疑一切就是说，哪怕当权派和反动权威你们这些人你有话语权、你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是你做的那些事是不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符合正确的革命路线，是可以怀疑的，这当然就是把掌握国家机器的当权派和国家机器本身区分开来，把共产党党员和共产党区分开来，你们不再是党和国家的当然化身了，这样去斗争当权派才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造反风险大大降低。这个"怀疑一切"当时就是很深入人心的，在文革初期与"血统论"一起，是少数派（后来发展为造反派）多数派（后来被称为保守派）进行大辩论的主题，他们之间的派系分野就是由个人对这两个问题持什么观点来决定的。现在去民间访问，很多人都说，那些上层知识精英和一些当权派跟蒋介石是一样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社会底层对社会上层在认同感方面已经急剧恶化，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们当前这样一个社会分化里面，跟我们的社会的物质分配、资源的方面的不满，是与新增长的经济成就跟多数人无关都是相关联的，这么一个社会现实是相互对照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如果我们要表述，如果要完成我们社会的整合，如果要避免我们社会的产业边缘化，让我们的积累不管是在国家手上，还是在私人手上都能够正常进行的话，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讨论的。那么在政治上，能够信任谁和不能信任谁的问题，也是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判断。我们把文革时期曾经明确表述和发生对立的事实突出出来，是为了帮助认识和反思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也让我们一起去认真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的晚年。毛泽东应对中国近代三大问题的方式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在中国精英阶层努力失败之后，是底层社会的生存权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剥夺之后，开始面对中国问题的。在革命年代，他发现如果不能动员多数人的力量，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出路，不排除中国精英阶层的干扰，中国也没有出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中看到，是因为中国精英主义的破产之后，才有了毛泽东和平民阶级的革命。在新中国的建设里程中，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如何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动员多数人的力量，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发展工商业，促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最后是在农业发展上以集体的努力代替家庭的努力，在工业发展上以国家政权的整合力量代替私人资本积累的力量，这两者就是他主张"三面红旗"的主要内涵，三面红旗还必然伴随着强化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今天我们看改革后和解放前的对比，确实我们的政权还真不能从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脱身，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剩下了一个政权到底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分化的认识与马克思完全不同，他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判断也是非常独特的，这是"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所在，同时他希望通过文革这样的极端方式来显示多数人的力量与意志，保证政权始终是在为多数人利益的方向上。我个人认为，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是解放后毛泽东思想的两条腿。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相互对垒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关系，经常用景阳岗上的形势做比喻，说不把老虎打死就要被老虎吃掉。这是他讲阶级斗争、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依据。到底我们有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今天更加迫切的需要是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相互对比的层面上来比较，来鉴别，来激发我们自己的思考。至少不管是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多数人方面还是少数人方面，这种表述构成都是没有完成的，也都是没有定型的，包括毛泽东的表述我认为也是没有最后完成的。在这些意义上，我就把问题提出来，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