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哲学最崇尚的思想"天人合一"，就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循环过程。
一、 天与道
中国式哲学首先表现的是作为人的精神活动自身动力性的方向，天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关于事实的概念，而是哲学思维的定势方向，它引导中国古人的思想直接指向事实自身的发展和它的趋势。虽然它有所指，但它不是所指的存在，而是"所指"自身的方向。虽然它可以在具体环境下解释为主宰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自然之天、人格之天，但那都只是思想过程的具体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天是中国古人对所有问题的本质进行积极思想所结晶的一个思维的路标。所以我们无法拿它与具有人格意义的神进行类比，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现象或自然规律。古代的中国人，没有产生遥远的理想国的政治热情，也没有给宗教创生提供天国的梦想，高于现实生存之上的只是从现实中死去的先人。对祖先的祭祀与通过占卜的勾通就是一种通向外世的蒙昩的思想驱动。在周以前，有帝或天帝思想，大体上就是祖先神，后来到了周朝，天帝的思想为天所替代，这种转换的脉络虽然不甚清晰，但天更具抽象性和终极性，融合了自然与人、历史与现实，这是中国式哲学自身的发展在古人思想中成熟的一个标志。在文化传统上，是老子奠定了道的意义，完成了从帝与天的进一步抽象，为后世天人之说打开了大门。老子对道的论述就是一种明显的思想方法，他拒绝对道作定义性的描述，而只是从对自然，社会，人事的关系和变化中揭示隐藏在其中的道，他是引导人们思维，而不是灌输知识。他的一句被奉为道的法典的名言就是这样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首句）他并没有定义道是什么，但以他的思想演绎了道的真义，因此人们不能在字面上就可以懂得它，解释和翻译可能有许多歧义，因此只能在思想上达到对它的理解。中国的"智慧"一开始就不是定位在知识上，而是在思想上。
对祖先的记忆就是历史，从鬼神崇拜到对天道的追求，表现了中国古人对变易不居的人生、世界和历史的同构性的敏锐察觉与思索，从卜筮发展出周易文化，就是这种自觉的积累和思想范式的表达，中国式哲学的发生和演化始终隐伏在现实与历史的统一之中。中国古人的忧患意识与变易思想与史而来，在现实面前不确定的未来既是变易思想产生的源泉，也是对不确定性把握的强烈渴求的思想动力。夏、商、周朝代的相对稳定中所隐伏的历史变迁迫使古代的智者寻求这其中的奥秘，但是中国的古人不是企图从自然和历史中抽象出概念和逻辑，而是寻找到了自然和历史以思想本真的出现--道。
天与道作为哲学思想，是对自然与人在变化中的统一的理解，同时也是对人与自然在和谐中共生的追求。思想作为自身的本质是不可表达的，但是思想道路、思想方法是可以学习，可以表现的，比如周易，作为占卜工具是企图获得与天的勾通的形式方法，但自身也成为了一种观察和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范式，正是透过思想范式，事物的本质也成为了可以直面的的思想对象。西方哲学是企图透过概念和逻辑去抓住本质，但此岸世界和彼岸的绝对分隔总使这种企图落空。中国式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因此中国式哲学不会有本体问题上的困惑。当然中国式哲学自身的本质是无法直接表达的，这自然也是中国式哲学的困难，它只能通过历史，典籍和对它们的思想来领会，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思想，正是知识的本质，是哲学的本义，这正是中国式哲学，这比仅仅学习知识更困难，因此关于天和道的说教就成为了两千多年中国文化中说不尽的哲学主题,而且正是由于它们在中国文化中广泛地表现了自己，使中国文化有了真正的哲学特色和承继性，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不断脱的主流。
二、人与仁
社会和历史就是真实的存在，孔子述而不作，他最先从历史与现实中深切感悟到社会与人性的统一，是他把中国式哲学引导进了基于人性的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中国独特的文化模式。广义地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社会生存模式，中国传统社会生活重心性，重伦理道德的特色正是中国式哲学在人性文化中驱动的结果。中国文化中的人性不是个性，而是基于社会性的心性。在世界上各种文化发展潮流中，从心灵上重视个人的社会生存关系是儒家文化最基本的特点。与希腊罗马尚武崇誉的文化精神不同，儒家文化不重视人的体质与自然个性，这正是由于把个人的生存、社会生存与自然生存统一起来的思想努力。这自然导致伦礼教化文化的产生。作为个性的自觉，儒家文化追求的是个性在心灵上与社会自觉地统一，人在思想上保持警觉，行为上持中不发，社会保持着对人的关心，这就是仁的人性本质。儒家的人是人的天道，儒家的仁是心灵的天道。仁就是道的思想在社会和人生中的再现。
在儒家文化思想中，人就是努力统一于社会的人，它的目标就是内圣外王,即通过人性的修养来实现社会秩序。孔子轻小人，重教化，企图通过从求仁的思想道路来实现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仁意味着人性与社会精神自觉地趋向和谐的努力，这种和谐是道在心灵中共呜，在人性中的再现。所以仁是基于人心的人道，它表现为一种关怀的爱，宽厚的爱，包容的爱，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基于平等的互爱是有别的，仁爱是爱的超越。仁是从个性的心灵出发投向社会的和谐，道德和修养就成为实现仁的方法和道路。所以仁只是一条实现仁的思想道路，一个社会方向，一种心灵的修养方法，仁不是某种规范，也没有仁人的标准，它的最终方向是成为圣人。孔子讲了大量的关于仁的话题，但都是种种人和事的例子，实际上他是从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指导人的人性与心性的修养。由于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冲突关系中的和谐，因此忍让、宽恕、克制、谦和就是仁的美德，而对人的普遍关心成了仁的社会背景，这也同时造成了对个性的压抑而且成为必然的现象，这是社会化的形式化是仁的本质的不幸，它在伦理上盖上了权力的大印，在道德中种下了虚伪的祸根。
三、 合与易
变易的思想一直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人的意识之中。和西方传统文化不同，对自然的直面思索使中国古人没有产生纯粹的数和几何的知识和逻辑形式，强烈的冲突意识和企图顽强调和矛盾的精神转化成易的思想和太极、阴阳、八卦的达表方式，它们不是纯粹的知识形式，只是思维定势下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工具，即思想范式。思想的眼光透过它们，使中国古人获得了与自然与历史的勾通，而世界也因这种方式获得了人性，这就是合的精髓。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中国古人借助自己的思想获得了在人与自然的共有世界中的相对平等的地位。在中国的古文化中，没有产生绝对超越世界的上帝之神，天不是超越之神，而是对话之神，它只是人必须依赖的大自然的力量的在思想中的化身，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对命运的绝对服从或归宿，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是神的逆叛，圣经中的大洪水是上帝的绝对安排，而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是因治水而成为与天抗争的人杰，既使是在后世的民间文化中，对命运的预测和趋避也具有一种抗争色彩。人与天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或统一，而是互相超越的易与合，易因合死，合为易生，这既是思想过程，也是思维模式，也即道表现为中国式哲学的本义。
天人之合正是这种人与自然统一的超越追求，天人之合其实是人道，是人对自然的屈服与抗争的选择，这是一种大智慧。天人之合既不是决定的，也不是竞争平等的，它是对超越自然的渴望和指向的思想。作为思想它是可以借助形式而表达的，周易就是以占卜的记录而成书，因此它是思想方法的史书。莱不尼兹把八卦图式看作二进制数学，是因为他的眼光聚焦在纯粹形式关系上,但是中国古人的眼光却透过八卦图式看到了人、自然，和社会的共存关系，它并不能预期未来的事件，但可以指导人的思想在总体环境下的决择，提供自然、社会、人共生中的哲学理解。合和易是演化中的和谐，是宇宙和思想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真正哲学的。用易做占卜是古人的知识上的幼稚，因为易的本质不是对具体事物的形式表达，它只是思想的眼光，人是作为世界的参与者进行思想的，中国古人就是通过易与合的思想过程实现人与世界对话。在西方文化中，世界是分裂的，在神的世界中，人是被创造者，神是绝对的统治者；在物质世界中，人是事物的主人，借助于形式方法，人可以呼风唤雨，而在社会中，人是平等的竞争者，西方文化中产生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民主政治制度，但这是神、人、社会三者之间的这种分裂的却是很难过渡的，这种分裂最终是也是人自身的分裂，社会和人总是面临着这三者之间的冲突和危机，这种危机主宰着西方历史的变迁，因此西方文化总是一次次地重刷历史，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政教冲突与宗教变迁、文艺复兴、等等，每一次都几乎都是这三者关系的推倒重来，这和中国文明和历史的连续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方文化的冲突是自身本质性的，至在科学基本理论中，人们都察觉到了这种危险，比如在量子力学中，物理学家就发现无法摆脱人作为参与者的困境，作为数学基本工具的形式系统方法也宣告了确定性的终结，它对知识界带来的影响被喻为基本理论的危机。
四、 一与超越
中国式哲学的结果是归化万有的和谐统一，作为思想目标它只是一个虚幻图景。任何将这种目标的固化就是思想的死亡。一与无的学说正是对这种状况的写照，老子关于无的学说是思想的极致,合一即是最终的统一，也是统一的开始，作为最终的统一，所有的差别、个性、分裂和冲突将消失，但这不是终极死亡，道的终极统一不是此岸世界的末日，易是自性的重生，一即是易，因此一也是万化之源的浑沌，为天地母，无中生有，这就是一的超越之道。但是道家深刻地领悟了道的显化的命运，敏锐地看到了社会与精神的僵化过程，于是拒绝现实，逃向自然和原始,道家文化是一种对自然的完全的归化，在行为上它是消极的，在思想上却是一种回归，自然毕竟是人类的母亲，虽然反动，但不失赤子之真。道家以逃脱的方式避免了在形式化中的死亡，但是中国式哲学是植根于历史与现实的，历史使命和现实的责任是儒家文化自觉的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哲学实现了自己的主体，"舍我其谁"不是个性的荣誉，而是一种献身，是儒家个性的化归，它在双重意义上都是实现走向死亡，是易与合湮灭的壮烈，儒家文化是沉重的，总抹着一种淡淡的悲剧颜色。
中国式哲学逃脱不了自己的形式化的命运，因而无法逃脱和社会一起僵化，它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即成就了自己，也束缚了自己，它的最终结果是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演变为专制主义与权术，道德礼教演变成吃人的罪恶渊薮，白首穷经成为了思想的桎梏，自洽的满足变成了自大的愚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人所痛斥的原因。但是中国式哲学的终极本质是自由的，它的自身的本质就是超越。因此作为中国式哲学承载者，真正的儒家能不自觉地超越自身，所以他们总是与社会的主体若即若离，正是这种天生的存在状态，保全了儒家的传承一次又一次与历代封建王朝一起死亡，也保持了自己对历史的冷静的超脱。比如对中国文化落后状态的觉醒与反省正是来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份子, 但是这种自觉总是软弱、希罕、艰难的，变法、改革在沉重的历史朝代中不过总是转瞬即逝的一线曙光，中国式哲学的本质既不能自身形式化，也就得不到对现实世界的最终控制权，它是终极自由的，也是终极无奈的。
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观念上来看，或者从国内历史上经典著作来看统统能够体会到“天人合一”的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流动过程。从单一到多元再到重新回归到统一，这种古老的超现实主义思想伴随着中国发展出一道，特色鲜明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