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根基》
一、毛泽东思想的根基
二、民生问题的由来
三、平民阶层是否总与精英阶层对立
四、历史上的平民主义道路
五、毛泽东的力量基础
六、劳动价值论与农民革命
七、劳动价值论与经济建设
八、毛泽东的道路是否值得推崇
九、中国精英经济学家动机分析
十、结论
毛泽东道路与世界大势的冲突
――评《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根基》向
明
摘要：毛泽东走平民主义道路取得政权，利用的是人性中“恶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过稳固的政权。共产党精英利用劳动价值论发动穷人打倒富人政权以后，必然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集权专制制度，导致经济走向停滞。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世界大势，走向繁荣富强再没有其它的路。苏联、中国付出惨重代价才找到正确道路，绝不能把平民主义道路再试验一次。关键词：平民主义
恶的倾向
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学说连线”网站登载了署名“老田”的一篇讲演稿《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根基》（以下简称《根基》）。该文认为，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了国际竞争体系，如何整合全国力量参与国际竞争，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依靠社会精英治理社会,称为精英主义道路；另一条是依靠下层民众的力量整合社会,称为平民主义道路。但是按照精英主义道路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而毛泽东选择了平民主义道路，经过几十年奋斗,在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与一般人将革命思想和建设思想分别看待显著不同的是,作者认为，不但中国民主革命必须走平民主义道路，而且经济建设也必须走平民主义道路。建国后毛泽东领导的经济建设，走的就都是依靠下层民众的平民主义道路。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平民主义道路。比一般学者更为特殊的看法是,作者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的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利益又处于严重对立状态，认为只有利用下层民众，才能够整合社会力量，于是提出了利用平民主义道路解决现阶段重大问题的思想。作者用前后一贯的“平民主义道路”把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无疑比那些将“革命毛泽东”和“建设毛泽东”分别看待的认识更为客观和深刻。但是，为了说明“平民主义道路”的正确，作者硬是在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中看到了许多优越性，颇令人费解。作者用“平民主义道路”解决当代中国问题设想，只能是无奈的空想。苏联、中国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阶级专政”的政权。几十年以后，当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弊端充分暴露，社会几乎限于崩溃时，人们才认识到， “阶级专政”使社会各阶层长期陷于分裂，对经济发展非常不利。而光荣革命的英国和明治维新的日本，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走上了经济繁荣、国家富强之路的，这样的道路值得赞扬和推崇。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原因使得英国和日本能够直接走上国家和社会繁荣发展的道路，而俄国（苏联）和中国则必须经过暴力革命改变政权。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光荣革命时的英国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能够相互妥协；而苏联、中国悲剧的根源就在于，穷人生存和国家繁荣两个目标不能协调一致，基本民生问题必须通过剥夺社会精英才能够得到解决，各阶层达到目的的路相互冲突，所以不存在相互妥协的路。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世界大势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除此以外，人类再没有更好的发展道路。苏联、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才走上这一正确道路，绝不能轻易扭转方向。下面我们先介绍《根基》一文的看法，再对其主要思想给予评析。
一、毛泽东思想的根基
在《根基》一文中，作者首先指出，中国最大的客观情况是人口众多、资源贫乏。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强行纳入了国际竞争的轨道。从那时以来，中国人需要具体解决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二是工商业如何顺利成长，三是人口急剧增长和农业生产条件不佳带来的民生问题。作者认为，解决三大问题，需要整合全国的力量。中国的社会力量，大致可以简化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两个不同的阶层，两大阶层对同样的问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精英阶层发动和实施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取得了不小成功，但都没能缓和社会危机，反而更加激发了社会矛盾。毛泽东从中看到，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只有为最广大的农民谋利益，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才能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国际竞争。所以毛泽东选择了主要依靠贫苦农民的“平民主义”道路。但是在贯彻实行平民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精英阶层总是形成干扰，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努力排除精英阶层的干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实际上就是平民主义道路与精英主义道路的大决战。1949年革命的成功，表明精英主义道路的破产和平民主义道路的胜利。作者认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只有两种力量能够整合民众，这就是资本和政治权力。中国资本力量弱小，没有力量整合民众，所以只有依靠政治权力才可能把分散的平民阶层组织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经济建设，也必须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也就是还必须走平民主义道路。毛泽东发动亿万群众参加农业集体化、实行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等，都是力图依靠政治权力整合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解决中国的最大问题。作者认为虽然执行这一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毛泽东所选择的战略是符合中国客观情况的。
关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作者认为，1949年打倒旧的官僚精英以后，以国民党上层为主的精英们跑到海岛上去了，留下的知识精英被迫接受改造，扭转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方向。但实际上，这些知识精英不但不愿意转到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且总是对这一大方向造成干扰，于是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反右派……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逐渐看到，不但知识精英不愿意扭转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方向，而且执政的共产党的“官僚精英”也极力抵制他所制定的大方向，他们在官僚机构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过滤机制”，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毛泽东的努力消解掉。结果毛泽东每次整治官僚机构和知识精英的运动，到下面就扭曲为整群众，于是毛泽东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运动的重点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既整了没有改造好的知识精英，又整了当权的官僚精英。作者承认，毛泽东整治精英阶层力图使他们保持与平民阶层一致的努力，本身并不十分成功。如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完成这一任务的道路，还有待于探索。令人惊奇的是，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又一次占据了产品分配的有利地位，官僚精英依靠政治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攫取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以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许多是由西方培养出来的，他们仍然站在与平民阶层对立的立场上，为自己谋利，导致平民阶层地位严重恶化，社会对立情绪严重。作者谈到，北大的林毅夫教授鼓吹“比较优势论”，主张商品和资本的国际化，但闭口不谈对中国有利的劳动力国际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樊纲则声称“即使死一半中国人，也要把瓜分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到底”；北大的易纲教授说，“现在有先进武器，不怕老百姓起来造反”。作者认为，精英们这种极端态度，只会激发更加剧烈的社会矛盾，加剧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立。如何解决当今的社会矛盾呢？作者谈到汉武帝曾经用“算缗”、“告缗”的方式，从经济上打击豪强，打击精英集团的利益，由此切断了他们吸收多数人利益的渠道。但汉武帝的方式没有形成制度，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再没有人使用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也不是很成功。作者借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就像景阳岗上的武松和老虎，不是我打死你，就是你吃掉我。作者问道，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必须斗个你死我活才算是结局吗？中国能否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作者承认，现在还看不到什么积极的力量，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供大家探讨。
二、民生问题的由来
作者把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归纳为政治自立、经济发展、农民生存，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作者分析的最大缺陷在于笼统地谈论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没有具体探讨这三个问题的相互关系以及轻重次序。实际上政治自立问题处于逻辑的最高层，它是政治家们首先关心的事情。但是这一问题在1840年以前并不存在，因为那时中国本来就完全是独立的，只是由于社会、经济落后，在鸦片战争中陷于被动挨打的处境，失败以后才逐步丧失政治自立（形式上还保留完全独立）。中国精英们由此看到，发展工商经济是中国强大自立的根本，于是掀起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从洋务派官僚的思想理路到实际行动，都是力图使中国在经济富裕的同时，解决下层百姓的生存问题，因为只有下层百姓的生存问题了，经济才能真正繁荣，国家政治自立才有坚实基础。这一理路本来没有错。但是社会包含着利益各不相同的群体，不同群体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并不相同。包括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社会精英与工商业者的思路较为接近，都希望优先发展工商业，因为这样解决问题可以使他们直接受益，并且更重要的是，也存在着可供具体实施的道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当时情况下，最根本的问题即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生存的问题，根本就没有现实的途径。但是，对处于广大农村的老百姓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自己的生存，而工商经济的发展问题对他们却并不重要，国家的政治自立问题更是无关痛痒。那么，不同社会群体关心的两个基础问题能不能统一起来？应当说，李鸿章大力推行洋务、康有为冒生命危险参与戊戌变法、袁世凯在民国大总统任上的活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对中国的治理，都力图将两个基本问题统一解决。但几千年的历史表明，贫苦百姓的生存问题，根源于人地矛盾危机，在正常社会中根本无法解决。百年中国的悲剧就在于，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只能用毛泽东的“杀富济贫”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必然破坏传统秩序，与精英们的努力发生冲突。既然社会群体的目标无法协调一致，那就只有摩擦、斗争和决战了。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就是由于其 “力量”敌不过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阶层的力量。过去我们常说人民抛弃了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但国民党在退居台湾后的几十年中对台湾小社会的治理也颇有成效，说明国民党并不反动,其实行的精英主义道路也有可行之处。毛泽东的平民主义道路能够在大陆取得统治地位，说明愿意走平民主义道路的势力强大，势力强大是由于人数众多。中国何以有那么多人追随毛泽东走平民主义道路，主要是处于贫民地位的人太多。贫民何以太多？这就需要追溯中国的人口问题。
严格说来，中国的民生问题并不是“近代以来”才产生的。一般认为，西汉后期，中国人口已经接近6000万，在社会以后的运行中，人口生生灭灭，经过1300多年，到明代仍然回复到6000来万，说明在气候、动植物等自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用严格的经济学术语就是“没有外生变量的掺入”），中国土地也就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是奇怪的是，清代人口却几乎直线上升，鸦片战争前已经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地矛盾危机，就是清朝中期以前逐步形成的。我们先从最一般的原理开始分析。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人口生存需要食物，食物的生产需要土地，而土地总是有限的。当某一地区不再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时，人口的增长就会引起劳动报酬递减，导致生存状况恶化。就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来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可开垦的土地已经基本开垦完毕，人民生活逐渐陷于贫困。韩非子在其著名的历史哲学论文《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人口达到饱和状态时，正常年景食物产量只能勉强糊口，如果遇到天灾（中国的自然条件，天灾频繁，并且波动幅度大），食物产量无论如何都难以供养现存人口，这就必然出现社会战乱、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历史上由人口饱和和自然灾害引发农民起义的事例，最明显的就要数反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了。从王莽代汉称帝到最后灭亡的过程容易看出，他的悲惨下场不是因为他不姓刘而当了皇帝，也不在于他实行改革惹恼了大批人，而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在当时人口饱和加全国大面积遭受旱灾的情况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农民起义的爆发，谁也无法挽救王朝衰亡的命运。因此，中国一般的民生问题，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但是正如《根基》一文所说，当周边地区尚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时，它往往通过向周边地区移民而得到缓解，于是中国开发的地区越来越大，中央政府管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到清朝时期达到顶峰，此后再没有发展的余地。较早开发的中心地区的生存危机，也往往通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到缓解。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一书中所谈到的那些对人口的抑制（情况），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发生。中国人口发展的一般情况是，大量人口生生灭灭，一直到明末清初，周而复始的人口波动状况没有多大变化。
清朝人口的成倍增长，与新大陆引进的玉米和番薯（外生变量）的推广密切相关，这两种高产作物适应性强，丘陵地带也能种植，这就大大增加了可以利用的土地，结果同样的土地就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过度增长使中国人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化。许多人看到，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10年，但实际上也是农民生存条件恶化引起的，而与资本主义的入侵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没有鸦片战争这一外来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入侵），由生存危机引发的起义仍然还会发生。三、平民阶层是否总与精英阶层对立？
传统观点认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两大对立的阶级，他们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最近有不少文章突破了这一教条化的观点，认为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根源于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阶级对立从来都不明显，中国社会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政治权力，其表现就是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对立。
矛盾分析方法的主导思想是强调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理论在哲学上并不成立，在指导现实时则会产生十分有害的结果。笔者认为，不论把社会看成是根源于生产资料占有而产生的经济地位的对立，还是看成由政治权力产生的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对立，都是把复杂的社会过程过于简单化了。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职能是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这一看法太过绝对，笔者早就熟悉这一理论，但却从来没有能够正确认识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容易发现人类社会产生和运行的原理其实十分简单。当人口稀少时，人们只需要采摘现成的果实和猎取现成的野物即可维持正常生存；但当人口增长使得现成的自然资源难以供养现有人口时，人们便设法让自然界产生自己所需要的资源，结果创立了动物饲养业（畜牧业）和作物种植业（狭义农业）；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所需要食物资源更多，于是只好减少“昂贵”的动物产品而增加“便宜”的植物产品，结果逐步过渡到定居农业。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的粮食种植业就几乎完全排挤了畜牧业而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但是对个人来说，自从进入定居农业以后，就可以有两种方法获得产品，一种是自己生产它们，另一种是把他们偷来或抢来。作为群体，农民当然不能依靠偷抢，所以只能依靠生产。但个别偷抢行为仍会发生。为使生产和生活能够正常进行，农民必须为防卫投资。从防卫这一角度说，单独居住的农户要有效防止盗匪偷抢，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会大大超过所保护的农户全部财产的价值。如果聚居起来成为村落，那么每个农户所分摊的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所以农民都结村而居。但也正因为聚居，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会发生摩擦、纠纷，这就需要有人调解、处理（农村人称为 “说事儿”），也就是要有人提供公正。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乡绅自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在小范围内向其村民对外提供保护、对内提供公正的制度。现代经济学把保护和公正等不通过市场交换，而主要由政府提供的“劳务”称为公共产品。不过，乡绅自治无力对付大规模的抢劫或侵略，这就需要由更大的政治单位提供宏观保护。宏观保护也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因为保护成本与边界长度成正比，而收益却和受保护的人数成正比。假定人口密度相同，那么总人数就与手保护地域的面积成正比。而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所以政治单位的规模越大越好。但古代由于交通条件限制，统治范围过大时反而不便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所以武王伐纣后就分封了许多诸侯国，让诸侯国的国君在其统治的范围内为其居民提供公共产品。随着铁器的推广应用和交通工具的改进，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位的适度规模进一步扩大，于是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直到公元前221年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秦帝国。历史学家在对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统一的专制制度，可也有人认为从全社会来看，中国社会实际上是高度松散自治的。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两种意见本身并不矛盾。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从宏观上看，中国存在着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但对下层百姓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各级组织，实际上又是分散和软弱的。中华文明的中心和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一地区土地平坦肥沃，适于耕作，所以早就出现了较为稠密的人口和村庄，有组织的盗匪团伙丧失了藏匿的空间，而对付不时发生的单个盗匪的偷抢并不需要太大的力量，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可以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所以早在秦统一以前，这里就形成了由县衙掌握少量武装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作为地区统治者，县衙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解决农户、宗族或村庄相互之间的纠纷，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公正。实际上中国等级结构中，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是一体的。民间的民事、刑事案件，都由县域的行政长官（百姓往往称为县太爷）一手处理。但是一个县往往有上千甚或几千平方公里，一般民间纠纷或小偷小摸的违法行为都报县衙处理，显然很不方便（经济学术语就是费用太高），于是就形成了由宗族首领（族长）和乡绅（组织）为农户提供简单保护和公正的制度。为了便于征收税赋，国家在县以下实行乡、里、保、甲制度，保长、甲长往往都由族长和乡绅担任。所以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是合二为一的。
从西汉董仲舒以来，中国的文化精英就都是由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所以其成分非常单一。儒家思想主张维护君、臣、夫、妻、父、子等身份等级关系，这一思想对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非常有利。所以汉武帝就重用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此后的统治者都以儒家思想教育社会，并利用科举考试吸收文化精英补充官僚机构。古代接受教育的成本很高，所以文化精英也大都出身于基层社会精英或高层政治精英的家庭，这样，从全社会看，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从“社会分工”角度看，平民阶层为社会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国家政治精英为社会提供宏观和中观的公共产品，基层社会精英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微观的保护和公正，文化精英则为社会生产简单的精神文化产品。这样，社会各阶层实际上是“各司其责”的。当然，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上，精英阶层无疑比平民阶层占据着更优越的地位。随着人口增加导致的劳动报酬递减，土地的相对价值上升，结果平民阶层的状况逐渐恶化，而精英阶层却能够利用优势地位盘剥平民、聚敛财富，从而集中起大部分剩余。从维护统治秩序上说，采取措施制约精英阶层不择手段的敛财倾向（即人性中潜伏的“恶的倾向”）当然是必要的。汉武帝用“算缗”、“告缗”的方式打击精英集团的利益，把整个豪强和中间阶层从经济上消灭掉，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这一措施中断了精英集团吸收多数人利益的渠道，对延续西汉王朝的统治也许起了很大作用。但此后各朝代的统治者都没有再采取过汉武帝那样的措施。这是为什么？道理其实也不难理解：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冲突，从来也没有激化到危及王朝生存的程度，例如西汉王朝的灭亡，就不是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激化引起的。所以对帝王们来说，采取汉武帝那样的极端措施对付精英阶层，并没有太大的必要。从这一原理看，即使汉武帝不实行“算缗”和“告缗”措施抑制豪强，西汉王朝大概也不至于在汉武帝时代垮台。从人们的行为动机上看，精英阶层不会去努力推翻他们赖以生存的统治结构；而平民阶层只要能够勉强生存，就不会因为精英阶层的“腐败”而组织起来推翻他们（我们后面详细分析历代的农民起义）。因此，在历史正常运行时期，精英阶层总是愿意维护社会秩序的，而平民阶层也因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获得净收益，所以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并不对立。但是在遭受严重天灾（在中国主要是旱灾）的打击时，情况就大变了，由于农民无法正常生存，所以就会采取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等措施谋生，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如果这样行动的人很多,就会酿成大规模的起义。而劫富济贫的对象只能是集中了社会剩余产品的精英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平民阶层就和精英阶层处于对立地位。如实地阐明农民起义的原因，并没有解决农民起义的评价问题。社会人的利益并不一致，各人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识问题。直至现在，在评价农民起义上，我们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其实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统一意见。从哲学上看，农民起义的发生，实际上是客观条件促使人性中本来就潜藏着的“恶的倾向”的聚合和爆发。当人口饱和导致劳动报酬递减时，正当谋生手段的价值就会大大下降，而不正当手段的价值就会大大上升，这时候人性中“恶的倾向”就会压倒“善的倾向”，导致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无论如何，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不能从正义的观点过分谴责这种 “恶的倾向”。但是说到底，“恶的倾向”的爆发没有也不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经济学术语说是不能增加蛋糕的总量），只是使社会财富的存量重新分配罢了。以 “恶的倾向”聚合起来的势力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多大政治成就，它们之间也互相摩擦和斗争，力量逐渐消耗（抑制和抵消），最后都被代表秩序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潜在提供者所消灭，社会又逐渐进入正常运行状态（新王朝建立）。这时候人口已经下降，天灾也已经过去，人地危机缓解，正常谋生手段的价值上升，利用“恶的倾向”谋生的人减少，普通百姓中努力增加蛋糕总量的人数大大增加，于是社会又开始了稳定上升的阶段。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情况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那些力图建立社会秩序的属于一类，而从根本上破坏秩序的则属于另一类。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所领导的势力，都是利用人性中潜伏的“恶的倾向”，力图推翻在几百年中代表秩序的唐朝、明朝和清朝。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都把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称为“贼寇”，按“贼寇”的本性说，这一称呼是符合实际的。从另一方面看，不但没有人把在斗争中最后取得胜利的刘邦、刘秀、朱元璋称做“贼寇”，而且也没人把项羽、刘玄、李密、窦建德、张士诚、陈友谅等失败者称为“贼寇”。这些失败者之所以没有被称为贼寇，甚至有的还得到人们的怀念（据说河北不少地方至今还建有窦建德庙），就是由于他们都力图将人性中“恶的倾向”纳入社会正常发展的轨道，力图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秩序。许多人评价历史人物时喜欢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寇”，这一说法与事实并不符合。只要是力图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即使失败也没有被称为“贼寇”。而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所以被称为“贼寇”，完全是因为他们依赖的只是人性中“恶的倾向”。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的理是什么呢？就是劳动价值论。由于秩序的代表都不是直接劳动者,所以打家劫舍、造秩序反的人就都是英雄。现在这样说话的人已经不多。但《根基》的作者为了说明毛泽东平民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又提出了老掉牙的谁养活谁的问题。他说现在的工人、农民“还服从土改时期遗留的一种说法，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养活了谁’。土改的时候，毛泽东、共产党派了大量的土改工作队下去，一个核心话题就是‘谁养活了谁’”。作者坚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以是劳动者创造和养活了世界。这使笔者想起了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和炊事员打架时争论的一个问题：炊事员说是他们养活了学生，而学生说是他们养活了炊事员。从直接因果关系看，炊事员是食品生产者，而学生是消费者，应当是炊事员养活了学生；但从更深一层看，没有学生的消费，炊事员如何就业和生存？所以谁养活了谁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一提问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劳动价值论，二是物质财富论。由于只重视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也确实是工人、农民直接创造的，这样不但官僚、地主、资本家由工人、农民所养活，而且社会其他职业者如作家、教师、医生、法官等也都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如果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料“食物”作为标准，那么就可以说城市工人也是由农民养活的，因为农民直接生产了食物，于是这一思想就可以鼓动农村农民起来反对城市工人（电影《列宁在1918》中就有一个富农对列宁说，农民不卖给工人粮食，要把苏维埃政权饿死）……如果把社会各阶层都看成是被农民所养活的寄生虫，那么为了不当寄生虫，人们就只好都去从事农业劳动，社会应当家家户户自给自足，完全没有交换，于是社会就退回到原始状态……说工人、农民养活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既不符合现实，也无法贯彻到底。不过，共产党就是依靠提出“谁养活谁”这一问题，发动工人、农民起来革命，推翻了富人的统治。战国时期，韩非子就把学问家、纵横家、工商业者都看成是盘剥农民的蠹虫。如果说当时那样说还有点道理的话，那么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还提出谁养活谁的问题就显得庸俗、浅薄。《根基》作者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总是处于对立状态，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历史上的平民主义道路
《根基》一文谈到，蒋介石在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时，选择了一条精英主义道路，无法兼容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权，所以必然失败。而毛泽东在对各阶级进行了分析（重点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后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只有推翻旧政权才能够生存，所以农民革命必然成功。作者认为，从农民推翻旧政权这一目标来看，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革命或农民起义都取得了成功。
中国历史上的平民主义道路真的曾多次取得成功吗？为了从深层次领会毛泽东的平民主义道路，我们有必要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做较为深入的分析，从而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重新定位。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次农民起义，其中算得上全国规模起义的，依次有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反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大起义、唐末黄巢大起义、元末大起义、明末李自成大起义和清代的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共八次。按照传统的阶级斗争范式，这些起义都是贫苦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但是许多人早就发现，秦末起义、反莽起义、隋末起义和元末大起义时，有许多地主阶级成员及其文化精英儒生（知识分子）参加，而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以及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却很少有地主阶级成员及其知识分子参加。因此，有必要对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进行分类。我们把前一类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把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称为“贫民起义”。这样分类可能会使根据中学教材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困惑：作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有什么必要参加反对中央王朝的起义呢？我们说，把地主阶级看成统治阶级，是教条主义者根据阶级斗争理论把社会划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结果，这一看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统治者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由被统治者消费它们。在历史上，中国的绝大多数地主并没有政治特权，他们既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又要依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保护和公正)，所以地主阶级应当属于被统治者。作为剥削者，地主阶级有与被剥削的穷人对立的一面，但在与统治王朝的关系上，他们又是被统治者，所以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参加反对统治王朝的斗争。例如，在秦末起义、反莽起义、隋末起义、反元起义中，就包含了广大地主阶级成员。当然，从起义参加者的成分看，主力军仍然是贫苦农民。如果从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看，却大部分都出身于地主阶级。社会上广大地主阶级成员，对这些起义也都是拥护的。例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他本来就不是“农民”，他的领导集团的成员，大部分也都是不满“暴秦”统治的地主和旧贵族；朱元璋虽出身于“农民”，但他参加的那一支起义军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郭子兴却是当地的土豪。以前经常有人说刘邦和朱元璋在起义胜利后建立了封建王朝，所以他们都背叛了农民阶级，实际上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农民阶级”的代表，而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共同代表。另外两次“社会起义”的领导阶层，也主要是官僚、地主阶级。例如在反莽大起义中，绿林军拥立皇族刘玄当皇帝，赤眉军拥立皇族刘盆子当皇帝，社会经过几年战乱，最后由皇族后裔、南阳大地主出身的刘秀当了皇帝；隋末各股起义集团，最后都归落到隋朝大官僚李渊的门下。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扫平天下而成为历史上四大王朝的开国帝王，都不能说明“农民”起义的胜利，因为他们都不只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历史上真正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参加和领导起义的，依次有张角、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等人。张角虽然组织和领导了黄巾起义，但起义还没有形成一股势力就去世了，结果各地互不统属的起义力量很快都被镇压了下去；黄巢、李自成的“成就”颇大，他们都曾经占领都城登基称帝，洪秀全占领南京后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但他们领导的起义最后也都被统治者镇压了下去。有人认为这些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领导人不会利用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儒生）在社会基层建立各级统治机构，但从起义的基础看，问题并不在于起义领袖会不会利用地主阶级，而在于地主阶级愿不愿意被“利用”。这四次起义所要推翻的对象，分别是延续了二三百年的长寿王朝东汉、唐朝、明朝和清朝，这些长寿王朝在统治期间，尽量选拔、吸收地主阶级精英参与统治，从来没有用残酷手段激怒地主阶级，所以当贫苦农民（主要是自耕农）因自然灾害无法生存而发动或参加起义时，地主阶级不但不会支持或参加起义，反而还会积极帮助统治者对起义进行镇压。在专制王朝和地主阶级的联合镇压下，真正的“贫民起义”必然失败。从“贫民起义”领导人的个人成就看，历史上作为最大的要数后梁武帝朱温了。朱温在唐末参加黄巢起义，很快成为黄巢的爱将，但在为当时已经占领长安称帝的黄巢镇守同州时，却遭黄巢其他部将的疑忌，遂投唐成为唐朝的节度使。他在任节度使镇守汴州时，努力扩充自己势力，终于废唐建梁，自立为帝，也算是一代开国帝王。现在看来，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政治“成就”，关键就在于他（的势力）脱离“贫民起义”队伍以后，走上了依靠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建立统治秩序的道路。假如他一直追随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到处实行“劫富济贫”政策，；力图打击和消灭精英阶层（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精英），那么他就根本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即使地方政权也不可能），最后必然落得像黄巢一样的下场。李自成领导的明末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也都象黄巢起义一样是完全依靠贫民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走的“平民主义道路”。从历史上看，由于“平民主义道路”都缺乏社会精英（包括地主阶级）的支持，所以都必然陷于失败。李自成虽然打进北京迫使崇祯皇帝自尽，从而推翻了朱明王朝，但那是因为当时在关外兴起的满清使明朝皇帝没有回旋余地才造成的结果，如果没有清军在满洲的崛起，崇祯皇帝在农民起义军的压力下也会像唐玄宗一样逃离京城，到外地组织力量反扑，那么最后李自成就会被明朝势力或各地地主武装剿灭，全国又会出现唐末那样的混乱局面……五、毛泽东的力量基础在我们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划分为“贫民起义”和“社会起义”以后,就有必要弄清，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是与历史上的“贫民起义”类似，还是与“社会起义”类似呢？换句话说，毛泽东所走的道路，是与刘邦、朱元璋类似，依靠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全社会的力量，还是象黄巢、李自成一样，只是依靠贫苦农民呢？笔者曾经与一位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历史教师研讨某县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我们发现，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在历史上往往具有跨朝代的延续性，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以后，世家大族的地位却象翻烙饼似的翻了个儿，他们一下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作为专政对象，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着生存了约三十年。从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完全依靠贫苦农民，并且不利用地主阶级，最后打倒了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从力量基础看，毛泽东与历史上出身于下层、但都充分利用地主阶级建立政权的开国皇帝刘邦、朱元璋并不相同，而更类似于单只依靠平民力量的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不能利用地主阶级和社会精英建立各级政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不依靠地主阶级建立起全国范围的统一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创举。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先进阶级（指现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来领导。这一说法政治意味太强，并没有讲到根本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崛起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的生存危机（民生问题）。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
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原因
在于农民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敌对势力的力量。当然，远在清朝前期和中期，中国人口已经成倍增长，结果清末比清初增加了好几倍（由于对清初人口数字有分歧，不好确定具体增加了几倍），人口增加的结果是，贫苦农民的绝对人数也相应增加了好几倍，但是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力量并没有社会人口同比例增长，例如，地方官吏和武装衙役的数目就没有增加多少，而在社会正常运行期间与统治者利益总是一致的地主阶级，其力量不但没有增加，实际上反而更小了，因为人口增加使人均耕地更少，结果农户家庭的规模也相应变小，社会上就更不容易形成大地主，实际上连中小地主户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例如在黄河流域的农村，新中国成立前后进行土地改革时，好多村庄甚至找不到一
家象样的地主。简单地结论是，人口成倍增长使中国农民普遍陷于贫穷，到清朝中期以后，穷人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专制王朝和地主阶级力量之和，这时如果有适当条件（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将贫苦农民组织起来，那么就有可能推翻统治政权。
贫穷人口众多导致中国革命的思想，最早也许是由美国政治家提出来的。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信。艾氏在信中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尽管毛泽东把艾奇逊的看法称为“唯心历史观”而给予无情批判，但现在看来，艾氏对清朝以来中国人口增长与中国革命发生的关系的看法，还是很有道理的。深刻的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共产党依靠贫苦农民打天下竟然能够大获全胜，完全是因为穷人人多势众。有人也许会说，1851年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时，中国
已经有四亿多人，穷人力量大大增加，按照上述看法就应当取得胜利。但是太平天国何以失败了呢？
当然，单就人口增加导致贫民力量增加这一点看，在太平天国运动发生时，自耕农民相对于专制王朝和地主阶级，力量已经占有优势。但是农民是分散的，几亿农民散居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如果
不能有效
组织起来，那就干不成任何事情。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贫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没有把农民的力量组织利用好。为什么没有组织利用好，当然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客观条件。那么应当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胜利？也许我们能够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悟出一些道理。从1927年开始，共产党利用军阀混战的间隙在南方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也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当1934年国民党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时，红军就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的所谓长征，几次都差一点全军覆没，最后逃到西北黄土高原的贫瘠地区。1936年春毛泽东率红军从陕北过黄河东征山西阎锡山军，也没有取得多大成就，而西路军却在甘肃、青海遭马家军袭击全部被歼。从当时的情况看，很难看到共产党有多么光明的前景。但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却救了共产党（按张国焘的说法，是救了毛泽东），蒋介石被迫接受使共产党合法化并参加抗日的主张。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崛起的绝好机会是抗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客观上给中国共产党帮了大忙。因为正是抗日战争使共产党获得了到华北广大地区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建立组织的机会。如果历史没有出现这一发动农民的机遇，很难设想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把分散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中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
成为
推翻“三座大山”的无坚不摧的力量，最后创造出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六、劳动价值论与中国农民革命
《根基》作者认为，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上，现代中国革命与古代农民革命并没有多少不同，而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很少有什么联系。确实地，马克思学说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而中国革命却主要依靠农民阶级。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革命中的一顶装饰帽。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毛泽东也会象刘邦和朱元璋那样，率领农民军扫平天下，建立政权，成为一代开国帝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和十月革命的道路，企图用在城市发动工人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但是都陷于失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毛泽东受马克思和十月革命的影响较小，他看到中国最大的潜力是贫苦农民，所以决心利用贫苦农民的力量改造中国。
从公共产品原理来看，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人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所以必须建立统治机构。公共产品也有生产成本，这些成本必须由居民来承担。这一原理决定任何政权在通常情况下必须向居民征收赋税。历代贫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无法利用社会精英在占领地区建立提供公共产品的各级组织。现在想来，贫民革命也只有象中国共产党那样进行土地改革，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对土地和财产作根本调整，又要使自耕农民按规定的原则和制度向政府交纳税赋，才能建立有效的统治机构并使之正常运行。
在缺乏大饥荒的条件下，如何发动贫苦农民？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者来说，他们幸运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具有极大宣传鼓动作用的“劳动价值论。这一问题被共产党人简单地归纳为“谁养活谁”的问题。《国际歌》的歌词，最清楚地体现了马克思理论对劳动者的鼓动作用：“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既然劳动价值论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欧洲鼓动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那么也可以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鼓动农民向统治者造反。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者马克思不是乡下或山沟里的土包子，而是德国的哲学博士，苏联人列宁和斯大林已经应用这一理论发动工人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中国贫苦农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富人的财富，建设由“劳动者管理的国家和社会”。这样，劳动价值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这一武器也确实厉害，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农民参加农会，农会运动使地主老财人人害怕。此后朱毛在江西、福建建立红色根据地，发动穷人几乎完全从肉体上消灭富人。毛泽东了不起之处还在于，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会灵活运用这一理论，例如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笼络地主、富人让他们将钱财捐献给共产党，毛泽东就放弃了打倒地主、富农的政策，反过来还说服农民向地主交租交息。但当抗战胜利以后，已经没有日本这一共同敌人，毛泽东已经没有再让地主自愿捐出土地和财产的理由，为了赢得贫苦农民的拥护，共产党又适时地将政策扭转为打击甚至消灭富人。用这种方法，毛泽东发动（更确切些说应当是利用）贫苦农民积极参加推翻以国民党为首的富人政权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胜利。试想，如果没有劳动价值论做武器以及奉行这一理论的苏联人做榜样，毛泽东能够发动亿万农民，投入到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激烈斗争中去吗？
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毛泽东戴在中国革命头上的一顶用以装饰的可有可无的帽子，是没能认识劳动价值论在发动农民时所起的真正作用。
七、劳动价值论与经济建设
许多人把新中国经济建设所走的弯路归咎于毛泽东。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在打天下上无疑是一位无可匹敌的大英雄，可惜他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导致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走了大弯路。还有人干脆认为，如果毛泽东在打下天下后立即退位或突患疾病死亡，由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许能够避免几十年的折腾，使中国较早走入经济建设的正道。
与以上看法完全相反，《根基》的作者却认为，虽然毛泽东发动一个又一个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成功解决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但他在经济建设中发动民众的平民主义道路却是正确的，中国要参与国际竞争，也必须走平民主义道路。这一见解确实新奇，我们有必要好好研究这一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社会财富是地主、资本家“剥夺”工人、农民劳动的结果。劳动者起来打倒他们，是对“剥夺者”的剥夺。但是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所以夺回社会财富的工人阶级就不能平均分配生产资料，于是只有依靠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财产所有权，所以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就只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能不能有效运行，苏联、中国几十年的经历都是最好的注解。在公有制经济中，行使财产所有权的人以公谋私十分方便，用经济学原理说就是“成本小而收益大”，与是对人们的行为造成很强烈的“激励”，缺乏良好的约束办法，脱离群众、贪图私利、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必然发生。毛泽东虽然用发动一个接一个运动的方法治理腐败，但是无法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实际上就是制度）。为了解决根本问题，1967年毛泽东提出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要让人们都变成大公无私的雷锋式的人物；“批修”就是要批判各级干部的修正主义倾向，实际上就是批判干部正常的管理活动。斗私迫使老百姓人人说假话，而批修则打倒了许多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所谓“走资派”。《根基》作者引用王明的话说，毛泽东总是给大多数干部过不去，迫使80%以上的干部写检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毛泽东对中共主要领导人物的态度。1956年，毛泽东首先对周恩来表示不满（批反冒进），1959年又把敢于直言的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头目，1966年文化革命中打倒了刘少奇，1971年迫使林彪外逃，1976年4月（当年9月毛泽东逝世）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般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所以领导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而刘少奇、周恩来对实际情况比较了解，却遭毛泽东批评或批判。所以不少人认为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由刘、周等人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就能够直接走入正路。在研究假如没有毛泽东这一经济建设“外行”的折腾，中国经济建设能否直接走入正路之前，我们需要弄清，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路。理论上已经十分清楚，劳动价值论的最大缺陷是否认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这就不能激励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将它们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被许多认为是生产力发展原因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在缺乏激励时也会陷于停滞。对经济活动缺乏激励的制度，陷于停滞是必然的。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分为两个步骤：新中国成立以后直接剥夺资本家对工厂的所有权，首先在工业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农业上的情况稍为复杂一些，在土地改革后先是实行了单干。但单干必然产生贫富分化和剥削，以消灭剥削制度为己任的共产党人不能容忍剥削和贫富分化现象，于是“引导”那么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实际上是强制实行了集体化。在所谓的公有制条件下，奉行劳动价值论是必然的，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需要确定人们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确定劳动量的最好办法是实行“计件工资”，但许多工作不便于计件，农业生产劳动能够计件的情况很少，也无法确定产品的“质量”，这就必然形成以劳动时间确定劳动量的机制，缺乏激励是必然的。有人喜欢用1950年代的经济发展来论证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但是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延式发展（粗放型增长）。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论证的原理，资源大国能够在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上维持得更为长久。苏联经济几十年的增长，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很有关系，因为丰富的资源能够维持经济粗放型增长。到七十年代后期，苏联就陷入了绝对停滞甚至下降。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经济制度的弊端，实行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和措施，但却没能挽救公有制经济失败的结局。苏联在十月革命维持了七十年，却没有能够“开辟”出一条使国民经济走向稳定繁荣的道路，很值得人们深思。中国比苏联幅员要小，矿产资源也没有苏联丰富，所以工农业粗放型（外延式）增长的空间也比苏联要小，维持的时间无疑要短一些。一般人都看到，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又拉大了。但从公有制一直能够延续到1990年代来看，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对经济的折腾，实际上掩盖了经济体制的弊端，这样反而延缓了公有制经济走到尽头的时间。一个很基本的道理是，既得利益者根本就不愿意改变对自己有利但对社会无效的制度，所以如果环境没有出现改变制度的巨大压力，即无效的经济制度不走到死胡同的尽头，是不会转弯的。毛泽东发动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折腾，压抑了人们争取经济利益努力，延缓了经济运行的速度。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折腾而经济能够较为顺利的发展，那么无效的公有制经济恐怕早就耗尽了它的“潜力”，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改弦更张走向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不能把经济建设的责任都推给毛泽东。作为对比，人们应当能够很容易地考虑到，苏联没有毛泽东的折腾，经济不是也陷入了停滞和崩溃吗？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正面经验和苏联、中国的反面教训使人们人数到，除了私有财产权明确的市场经济以外，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另外的能够使国民经济稳定繁荣的道路。
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的一大贡献，就是他抛弃了公有制教条，在农业中果断恢复了农户经营。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认识到公有制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这一根本问题，所以在工业改革中，只是套用农业改革的方法搞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导致国有资产在短短几年中几乎流失净尽。他虽然在1992年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向正确道路迈进了一大步，但最根本的所有权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叶利钦在苏联尚未解体时即说，十月革命使俄罗斯走了大弯路。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一说法够反动的了。现在看来，这句话倒确实很有道理。正如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所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苏联、中国等国家危害最大。笔者还听到一位不愿意张扬姓名的哲学家说，马克思是个大喷壶，他把中国害苦了。这样说对马克思太不公平，不错，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剩余价值论），但马克思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势的学者，他没有强迫人们接受自己的思想。是俄国人和中国人自己非要接受并实行这一理论（不可），怎么能责怪早在19世纪就已经去世了的马克思呢？一句话，劳动价值论是中国革命的理论根据，但却又使中国建设走了大弯路。
八、毛泽东道路是否值得推崇
与那些否定毛泽东的思潮相反，《根基》的作者却认为，毛泽东在农村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在农村推行有组织的努力过程，有许多难以替代的好处：一是可以在生产队这样的基本生产单位里面，发展分工协作，增强农业部门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学习能力。二是可以从农村抽调大量劳动力资源，支援工业和城市建设进程，同时却不影响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三是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扩大，提高了农民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四是能够在基层合作生产组织的基础上，动员剩余劳动力，广泛开展水利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旱除涝能力。
就这四点来说，可以说没有一点符合事实或情理。
首先，在中国的集体化时代，农民仍然使用镰刀、锄头等传统农具，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把农户联合起来成为集体组织，就好象用麻袋把一个个马铃薯装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马克思对法国村落农民的比喻），这种用容器法或捆绑法扩大了的生产组织，很难发展什么“分工协作”。当然无须否认，自己体经济组织中，种菜、养牛、养猪、做饭（大食堂时期）都有专人负责，但这种“专业化”所能够设想的一点正作用，远不能抵消缺乏激励对生产造成的危害。农民很清楚，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能够摊到自己的部分微乎其微，所以都不愿意努力工作。主管农业的陈永贵副总理对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非常恼火，在关中地区某次干部大会上，竟然责骂说“八百里秦川，养了八百万懒汉”！你共产党不会实行激励农民的措施，怎能怪八百万农民都是懒汉呢？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几十年来，中国总是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当世界经济学家都在致力于探讨如何将“正外部性”内在化以激励人们的行为时，中国却建立并且一直坚持鼓励偷懒的制度。《根基》作者能够在这种制度中“发现”多少多少好处，实在令人惊奇！其次，说农业生产组织的扩大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只能说是一种纸上谈兵。实际上，正是集体生产集中和加大了农业风险。笔者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业风险有很切身的体会：收获季节晾晒在场上的大堆粮食、棉花，遇到阴雨大大增加了霉变风险。最直接的例子是，1958年虽然全国丰产，但许多粮食、棉花烂到了地里，所以丰产后并没有丰收！此后连续三年大饥荒，不能说与高度集体化增大了农业风险无关。再次，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与集体化并没有必然联系，只要利益调整合理，其它经济手段无疑会搞得更好。实际上，在全国很难找到在集体化时代实施效果明显成功的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大寨改造农田的做法实在不感恭维）。
最后，作者把农业剩余劳动力支援工业也算做农业集体化的好处,实在使人感到奇怪。1958年毛泽东头脑严重发热，凭空确定出工业产品超英赶美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一纯主观的“指挥”，当时的工业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力去支援。此后毛泽东还把大办钢铁前后“两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宏伟”举措，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宣传，令人心寒。请问，农业支援工业的效果如何？除了这种任意瞎指挥以外，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下，城市自身人口增长就无法安置消化，何需农业劳动力来支援？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号召“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1967年以后又强制城镇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举措实际上是毛泽东解决城镇新增人口就业问题的措施。假如毛泽东也象邓小平那样高寿或到93岁，真不知道被他遣送到农村的城镇青年如何生存下来！《根基》作者用农业集体化可以节约劳力支援工业来说明农业集体化的好处，实在难以服人。作者也谈到了人们对农业集体化的指责：
1980 年代否定毛泽东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主要是日式生产的管理与监督问题，这些新的理论说因为没有办法很好地监督集体劳动中的个人行为，所以人们的劳动效率极为低下，从而影响了企业效率，宏观后果就是中国经济与四小龙相比落后了。换言之，这些人宣称毛泽东选择的合作经济模式、政府管制经济必然带来低效率，要为中国没有实现富裕发达负责任。对这些否定毛泽东选择的意见，作者反驳说：
这样的说法如果要成立，有几个重大的假设必须同时成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限制主要在于劳动在质和量上投入不足，二是企业效率主要是在内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决定的，三是不存在合成谬误，经济分析可以直接通过微观分析通过算数加总为宏观后果。然而，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恰恰是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度，而且企业效率在改革后却急剧下滑，合成谬误在改革后的投资和市场价格上极为明显。
《根基》一文突然完全应用经济学术语和原理来反驳人们对公有制缺乏激励的指责，使人如坠五里雾中。公有制、集体化道路对劳动者缺乏监督和激励，是普通百姓都早已认识到的简单道理。可是作者却不知道利用的什么经济学模型，硬说要证明公有制缺乏激励“需要几个假设同时成立”！总之，作者为了说明经济建设中平民主义道路正确性所利用的事实并不存在，所使用的原理也是拼凑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亿万人民几十年奋斗取得一系列教训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很难相信毛泽东为中国人所选择的集体化道路是正确的方向。无庸讳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在改革中有许多失败之处，处于社会下层的工人和农民，确实没有在改革中得到多少实惠，所以就现在来说，中国的社会情况实在不容乐观。我们当然不能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客观地说，城镇工人改革以来处境恶化，一方面是国家对工人群体的利益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对普通职工也确实有一个如何适应的问题；最后，国家固守“国有资产不能分给个人”的信条，因而无法解决职工的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问题，结果使国家财产存量都被蠹虫和当权者蚕食，致使工人几十年（拿低工资）为国家的积累得不到补偿。农民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在土地下放初期确实得到了一定实惠，主要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激励，被干部无偿剥夺的部分也减少了。但是土地所有权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近些年农民遭乡村两级盘剥，负担难以忍受，每年吆喝减轻农民负担总不见成效，农民负担说到底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工人、农民处境恶化，不是改革和实行市场经济造成的，相反，是改革不彻底或步伐太慢所致。现在从经济上看，城镇职工缺乏自己的财产（生产资料），农村居民没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从政治上看，他们又缺乏民主途径去改变运行规则，正当追求自己的利益…… 《根基》一文表现出对下层群众利益的深切关怀，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但是他对精英阶层的看法却令人费解，过分夸大了当前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对立。退一步说，就算当代中国精英仍然只站在自己立场说话吧，就算精英阶层的利益与平民阶层严重脱节吧，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还能利用毛泽东利用过的平民主义道路，用打倒精英的方法“再次”“拯救”中国吗？笔者认为，在现时环境下，人性中潜在的“恶的倾向”不可能再被“激发”起来形成群体力量，所以谁也没有无法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历史终究会让人们认清自己所走的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思考从鸦片战争至今160多年来的中国历程。假如历史截止到1949年为最后结局，那么毛泽东无疑是最伟大的英雄；但从人类唯一正确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来看，毛泽东的选择使中国走了四十多年弯路才迈入市场经济，不知道再过多少年才能使政治、经济制度走向正规来，你还能说毛泽东的平民主义道路“拯救”了中国吗?客观地说，“平民主义道路”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穷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的“群体选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富人（精英）阶层曾经对这条道路进行了拼死抵抗，但是最终陷于失败。反观1949年（实际上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亿万人民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作为“实证历史学”家，我们不管这条道路是拯救了中国还是祸害了中国，也不管这条道路是对还是错，只需要阐明，亿万人民已经创造的历史是无法更改的。历史的基本事实是，不管历史哲学家具有怎样的远见卓识，他为人们指出的长久道路如何正确，人们却并不是按照哲学家的指引创造历史，而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指向行动的。伟大的个人或许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当前利益，但作为群体的农民百姓却总是按照自己的当前利益行事。既然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符合贫苦百姓的当前利益，并确实用这样的方法“整合”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半个世纪以后再指责他们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又有什么意义？《根基》一文的作者说，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整合全国各阶层力量的道路，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毛泽东从来没有整合全国 “各阶层”的力量，而只是整合了“贫民阶层”的力量，而把所有富人阶层打倒在地。他比谁都清楚，哪些人是他在革命中的依靠力量，又有哪些人是他整治的对象所以对他恨之入骨。他不断提醒他的拥护者，要警惕地主、资本家反攻倒算。他的部下中（实际上是在整个队伍中）有不少人认为他对富人阶层过于残酷，但他所处的地位，无疑使他比部下认识问题更为深刻，他把这些部下称作“修正主义者”，不把他们全部整跨就难以瞑目。1979年邓小平为右派改正、为地主富农“摘帽”、为“走资派”恢复工作，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从这一情况看，毛泽东对他心目中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压制和打击，在时间和残酷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 “必要”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人为地制造了矛盾和紧张，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分裂。
毛泽东一个接一个地搞政治运动，邓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于是他在控制中国的局势后宣布，以后再也不搞运动。饱受运动之苦的社会各阶层对邓的宣布衷心欢迎。但是这样一来，在体制内、外，再也没有制约滋生腐败的力量。中共党内有一位高层人士在谈到中国腐败的情况时说，历史上封建帝王用严刑酷吏治理腐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用制度反腐败，毛泽东用群众运动整治腐败，而我们现在则是赤手空拳反腐败！这话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但腐败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腐败行为坑国家、害人民，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要治腐败之源，只有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让人民选择官吏。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真正能够让下层民众合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借用这一力量改造国家和社会，不也是一种“平民主义”道路吗？九、中国精英经济学家动机分析
私人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伟大成果，企图在这一制度之外“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由于环境不同，台湾人比大陆人更早地认识到这一点。1992年邓小平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南巡谈话”，实际上并不是为中国指明了“全新”的思想和道路，而是开放了人们走正确道路的禁锢。邓小平政治地位，使他一句话抵得上千千万万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呼吁。但由于传统的惰性，中国官方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的定语，也就是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外国学者早就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相容的，可惜中国又经过十年，在中共十六大时才对所有制问题有所重视，改变了一些传统提法。中国一些受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精英们早就看不惯政府慢腾腾的改革了，他们恨不得采取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使所有制改革和市场体制一步到位，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按《根基》一文的作者所说，经济学家樊纲曾经说过“即使死一半中国人，也要把瓜分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到底”。笔者不知道樊纲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说出了这样的话，单独把这句话抽出来看，确实很不妥当，如果要死一半人才能够把国有企业转变为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那么代价也太大了，哪一个中国领导人也不敢实行，樊纲自己恐怕也不愿意成为这一代价的组成部分。但如果用这句话表达从根本上改造国有企业的决心（“即使……也”的表述，只是一个条件复句而已），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从这句话我们看不出樊纲就是仇恨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根基》一文说，“北大的易纲教授说，现在有先进的武器，不怕老百姓起来造反”。假如这句话是易纲教授为了鼓动政府对老百姓实行镇压，那么我们早就应当将其千刀万刮了。但如果这句话是批评政府镇压百姓时无所顾忌，倒也说出了一定实情，笔者也听人说，现在如此残酷地压制百姓，是因为它手里有枪，不怕百姓造反。当然，“百姓”的情况也是复杂的，有既得利益者，也有在改革中无端受损者，所以有人是抱怨，有人是抵制。如果真有人因政府改革要造政府的反，那也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政府掌握着枪杆子，用武力清除那些反对改革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可不喜欢出现这种情况）。现在，百姓处境很不容乐观。如何解决最广大群众面临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人们的思想、行为或对政策的期望，不但相差很大，而且有时是完全相反的。正像樊纲坚决要求改造国有企业的极端情绪那样，老田先生大概想在维持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完善”管理体制，实际上处于改革思想的另一端。尽管各自主张不同，但平心而论，都是想把国家治理好。迄今为止，中国最激进的精英中，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对老百姓莫不关心甚或怀恨在心的。我们大可不必对不同意见过分指责，更没有必要指责他们比法西斯还不如。《根基》在几个地方还谈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林教授根据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必须出口自己国家的优势产品。他认为中国最主要的优势是廉价劳动力，而劣势在于资本短缺，所以主张我们只能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能搞资本密集型。这一主张无疑是有经济学依据的。但林教授并不是政治家，他的主张顶多算是一种建议，实行不实行是政府和企业的事。不过中国这样大，进出口情况这样复杂，即使政府全力提倡，也不会都积极实行。当然，如果按照这一建议实行，中国就应当进口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中国的工业，既然是先进技术设备，下一步就必然会排挤劳动力的使用，这就为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难度。但那毕竟是第二步的事，我们总不能因为上厕所需要消耗时间而拒绝吃饭。难道为了增加就业，我们可以硬着头皮完全自己生产技术设备，或者永远停留在现有的技术状态吗？无论哪种情况，都将大大延长我们“赶超”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能越来越大。说到“赶超”，我门还需要回到林毅夫教授，因为正是他区分了“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我们可以对他主张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但却不能从这一主张中引申出恶劣的动机。不错，他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大学任教，并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不是政治官僚，而是享有盛名的学者。作为学者，他潜心于学问；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他努力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作为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他忠实于他所坚信的经济学原理。他在中国工作，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一些建议是他应尽的职责。他当然知道，作为劳动力 “资源”严重过剩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够向发达国家大力输出劳务，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关键问题在于发达国家愿意不愿意接收。美国限制中国的移民和劳务输出，那也是他们根据自己利益采取的立场。如果有经济学家愿意下力气呼吁美国政府或者到美国国会游说，让美国放宽对中国人去美国打工的限制，当然很好。但美国大概不会因几位中国经济学家的呼吁而改变立场。林教授大概没有这样的闲工夫去干那无用的事，而只愿意干一些对中国人民有益的工作。当然，作为在台湾长大的经济学家，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状况，对中国所选择的经济建设道路缺乏切身感受，所以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与身临其境者有很大不同，也会出现认识偏差。例如，尽管他正确地论证了亚非拉穷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以后，很容易选择“赶超战略”，但他仍然认为，新中国选择“赶超战略”并不具有必然性，当时也有可能选择他所推崇的“比较优势战略”，那样就可以避免经济建设的大弯路。实际上，发展战略与指导思想、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外交路线都有内在联系，情况恐怕远不像林教授设想的那样简单。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论证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究竟有多大选择余地。考虑到现在采取“比较优势战略”还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挖苦，就很难设想新中国成立时就有可能实行这一战略。最令人反感的是，《根基》一文借用别人的话，用林毅夫在美国接受教育，或者海外某些财团为他所负责的研究中心提供资金了（是不是事实笔者还不知道），指责林教授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为西方垄断资本服务的。还说这样认识林的做法符合“经济人”假设等。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人就再也不要到西方留学，中国的任何机构都不要再接受任何人的资助……十、结论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进行。100年来，日本稳步实行市场经济道路，成为超过英、法、德、意等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国，但俄国和中国却因走平民主义道路而受到损害。历史表明，实行平民主义道路夺取政权以后，经济上必然实行公有制和集体化，政治上必然导致集权主义和专制。这一道路已经使全人类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耽误了几十年的发展时间，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人也都不可能再将这一道路试验一次。因此，根基一文所推崇的毛泽东的平民主义道路，已经被历史所抛弃。《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根基》一文，客观地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前后一贯的平民主义性质，能够给我们不少启发；作者分析当前问题时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令人十分敬佩。但是，作者对集体化道路的推崇、对改革失误的评价以及对精英经济学家的批评，实在是蹩脚的。作者对中国当前的政治出路感到无奈，是对世界宏观大势没有正确认识的结果。可以认为，作者老田先生是一位集客观历史思想、蹩脚经济思想和无奈政治思想于一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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