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正能量，跟对人

欧洲货币单位确定的本身就孕育着一定的矛盾。欧共体成员国的实力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变化到一定程度，就要求对各成员国货币的权数进行调整。虽规定每隔五年权数变动一次，但若未能及时发现实力的变化或者发现了未能及时发现实力的变化或者发现了未能及时调整，通过市场自发地进行调整就会使欧洲货币体系爆发危机。1992年9月中旬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发生的一场自二战后最严重的货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德国实力的增强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力量的均衡。当时德国经济实力因东西德统一而大大增强，尽管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用马克表示的份额不交，但由于马克对美元汇率升高，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相对份额也不断提高。因为欧洲货币单位是欧共体成员国商品劳务交往和资本流动的记帐单位，马克价值的变化或者说德国货币政策不仅能左右德国的宏观经济，而且对欧共体其它成员的宏观经济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而英国和意大利经济则一直不景气，增长缓慢，失业增加，他们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以降低企业借款成本，让企业增加投资，扩大就业，增加产量，并刺激居民消费以振作经济。但当时德国在东西德统一后，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政府担心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引起习惯于低通膨胀的德国人不满，爆发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通货膨胀率仅为3.5%的德国非但拒绝上次七国首脑会议要求其降息的要求，反而在92年7月把贴现率升为8.75%。这样，过高的德国利息率引起了外汇市场出现抛售英镑、里拉而抢购马克的风潮，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这是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直接原因。

当时英法政府就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而向德政府建议降低利率，但德国认为芬兰马克脱钩微不足道，拒绝了英法政府的建议，德国央行行长施莱辛格在9月11日公开宣布，德国绝不会降低利率。货币市场的投机者获得这个消息后就把投机的目标肆无忌惮地转向不断坚挺的德国马克。9月12日，欧洲货币体系内一直是软货币的意大利里拉告急，汇率一路下挫，跌到了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中里拉对马克汇率的最大下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意政府曾在7日和9日先后2次提高银行贴现率，从12%提高到15%，同时还向外汇市场抛售马克和法郎，但也未能使局外缓和。9月13日意政府不得不宣布里拉贬值，将其比价下调3.5%，而欧洲货币体系的另外10种货币将升值3.5%，这是自1987年1月12日以来欧洲货币体系比价的第一次调整。

从1992年9月15日到16日，各国央行注入上百亿英镑的资金支持英镑，但也无济于事。16日英镑与马克的比价又由前一天的1英镑等于2.78马克跌至1英镑等于2.64马克，英镑与美元的比价也跌到1英镑等于1.738美元的最低水平。在一切机关用尽之后，9月16日晚上，英国财政大臣拉蒙特宣布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并降低利息率3个百分点，17日上午又把利率降低2个百分点，恢复到原来10%的水平。

意大利里拉在13日贬值之后，仅隔了3天又一次在外汇市场上处于危机，马克对里拉的比价再次超过了重新调整后的汇率下浮的界限，意政府为了挽救里拉下跌花了价值为40万亿里拉的外汇储备终未奏效，只好宣布里拉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让其自由浮动。

欧共体财政官员召开了长达六小时的紧急会议后宣布同意英意两国暂时脱离欧洲货币体系，西班牙比赛塔贬值5%。从1987年1月到1992年9月，五年多时间内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只进行过一次调整，而在92年9月13日至16日，三天之内就进行了二次调整，可见这次欧洲货币危机的严重性。

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五国近几年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1989年和1990年甚至超过了著名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这种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系列内部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来说，198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经历的经济周期高峰造成了对东盟出口制成品的强烈需求。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本和亚洲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货币的相对升值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的大量外流，为的是寻求能提供为生产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所需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地点。从内部来说，东盟各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其目标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它们不再继续依赖农业、初级商品和进口替代工业，不再把这些方面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鼓励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国直接投资提供资金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结果，东盟国家有能力利用世界经济的有有利环境，使198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10%。

过去几年里人们时常把东南亚各国实际经济取得的迅速发展，归功于这的它们的实际经济改革计划。然而，金融改革和不断金融革新几乎总是与实际经济的改革齐头并进地完成的。由此而导致的金融业的成长。使得东盟各国能够有效地把日益增多的本国储蓄和外国流入的资金引向为这些国家有生气的实际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并起到了中间媒介的作用。

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较小程度上的菲律宾，在80年代曾进行了金融改革，其目的在于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以便为这些国家实际经济的发展筹措资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在传统上一直是比较开放的，因而继续执行鼓励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以便为两国的外向型工业化筹措资金。

印尼和泰国的金融改革

由于受到形势的压力，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80年代初期都执行了全面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造成了泰国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而1982－83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下降使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制定者对该国当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战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它们不再继续依赖农业、初级商品和进口替代工业，不再把这些方面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转而把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作为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它们鼓励制成品的出口，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进行了急剧的变革，以便刺激本国的储蓄和更有效地调动资金。第一、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允许汇率浮动，结果使泰国铢和印尼盾的币值贬值到比较实际的水平。第二、伴随着新货币制度一起实施的是目的在于促进金融发展的金融改革。利率的上限规定大多被取消；对于过去为了鼓励以资源为基础的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而采取的有选择的信贷措施进行了合理化。这就促使两国在利率方面形成了有利的环境，结果导致银行存款和市场导向的银行贷款猛增。两国政府都引入了可转让的市场票据，以鼓励货币市场的发展和促进短期借款的有效形式。这一发展同时刺激了短期流动资金的使用和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对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用。第三、采取各种财政鼓励措施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当地厂商能通过公司股本和债务的证券化来获得长期资金。因为金融的发展而导致的本国储蓄额的增长，反过来又减少了金融机构对受控制的购买和贮存政府证券的需要，并使它们可以集中力量于从事市场贷款活动。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继续不断的金融发展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金融的自由化在较早阶段便已发生，因为这两个国家（尤其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战略是比较外向型的。1973年马来西亚进行了货币改革和金融改革，取消了外汇管制条例并建立了可变汇率制度。1978年来取“自由利率制度”，允许由市场力量来决定存款利率和放款利率。l978年引进了可转让的市场票据，以推动货币市场的发展，因而到70年代末公司证券市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请参见Abidin，1986年）。然而，对未来金融的发展来说，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障碍。政府继续通过有选择的信贷政策，表现出对农业优先发展部门、初级商品和Bumiputra（土生土长）借款者的偏爱。然而，这种有选择的信贷看来并没有严重地阻碍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放款的上限规定并没有显示出严重地限制市场的运转。

菲律宾的金融改革

货币化与金融的深化

衡量金融深化速度的最常用的尺度是货币流通总量M1．M2和M3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因为所有东盟国家的都没有M3的数字，货币流通总量范围比M1/GDP宽的M2／GDP。其中可观察到许多有趣的现象。第一、用M2／GDP的增长来衡量，80年代在所有5个东盟国家的经济中都发生了金融深化现象。第二、在进行上过重大金融改革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正是大致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即泰国的1982年和印度尼西亚的l983年，M1／GDP有了迅速增长，而且泰国的比率超过了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比率。

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

调动本国储蓄来为经济增长筹资，涉及到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所起的中间媒介作用。金融中介作用扩大的一种表现是以下几种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NBPIs）。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又一次在变化的格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两个国家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者的资产增长率要比中央银行高得多，结果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有了显著的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份额稍有提高，而中央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理所当然地下降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可以归功于由于取消利率的上限规定和减少对政府证券的受控制的购买而造成的私人存款和放款的急剧增长。中央银行的资产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政府、国营企业和优先的部门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急剧减少。在马来西亚，三种类型金融机构的增长分布得比较均匀。马来西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增长势力较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若干有远见的基金计划迅速扩大的结果。在新加坡，“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MAS）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在资产方面有了较大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储备金形式的资产的迅速积累，而并不意味着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存在任何阻碍。另一方面，菲律宾中央银行的资产有了急剧增长，其在金融系统的资产中的份额急剧上升，从23．8％提高到35．8％。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连续不断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另一方面，增加对本国公共债务的受控制的购买。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导致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缓慢增长。

商业银行的私营部门存款和贷款

金融系统所起的中介作用扩大的第三个指数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和放款的增加，商业银行对私营部门来说是短期和中期可贷放资金的传统来源。

在资产额、私营部门的存款和放款增长率方面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不仅如此，私人存改款的增加还超过了资产总额的增长，这意味着向私营部门和向更为市场导向的银行业提供更多资金的一种转变。然而在菲律宾，放款的增长小于资产的增长，这表明商业银行受控制地购买了更多的政府证券。因为早在8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的银行系统已经十分发达，资产的基数十分巨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商业银行系统相对来说增长较慢是意料之中的。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增长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就产生了组织证券市场，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要。

在货币市场方面，东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货币市场根基不深，而且不太活跃。市场所使用的票据继续由银行同业的资金和短期政府证券占统治地位。然而，采用可买卖的短期政府货币票据，使得东盟各国的政府能够通过象公开市场业务这样一些货币方面的措施来实施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过行政措施或数量方面的措施来实施。

在资本市场方面，资本市场包括债务票据和股本票据两个方面。1980年以前，东盟只存在两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由于东盟各国政府宁愿通过财政预算的分配来获得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资金，所以没有鼓励二次交易的迫切要求。虽然在东盟地区长期政府证券的二次交易仍处于待开发状态，有关私人股本和借款票据的证券化已经取得惊人进展。

1988年10月和12月以来，印度尼西亚采取的金融措施已经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些金融措施包括：1、取消有关养老金、投资基金和持股公司的所得税；2、取消支付给公司投资者和有组织的集体投资者的债券最终股息和利息付款的所得税以及3、把初级市场、列入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场外交易中外国人的股票拥有权提高到49％。

泰国资本市场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为本国厂商获得更多的长期资金来源。自从1980年改革以来所采取的措施包括：①减少公司所得税和股息税，取消证券交易税；②对于为公众购买股票筹资的证券公司提供财政方面的刺激；③放松对外国投资者的外汇管制，允许他们不必事先得到泰国银行的许可，便可从证券销售的收益中汇出不超过50万美元的金额 。

到70年代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股票市场的体制结构已经处于很好的状态。到80年代后半期，由于更加出口导向的经济为马来西亚的股票市提供了动力，外国的直接投资日益增加。新加坡连续不断的金融革新，如建立SESDAQ、“CLOB国际”和与NASDAQ的联系为股票市场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两国政府决定对本国某些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逐步实行私有化，看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深化。

从1985年到1990年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市场资本总额增长了9倍；而泰国在同一时期的扩大额几乎达到21倍。在平均交易额方面，印度尼西亚上升157倍，而泰国上升40倍以上。事实上部份地因为国家的规模较大，泰国同新加坡相比现在有着较大的周转额。

储蓄和投资的比率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金融发展的相对成就能从其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中看到。例如，泰国国内储蓄总额（GDS）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5年的21％提高到1989年的31％。然而，这一比率仍然低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许是因为泰国的人均收入较低以及不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那样存在着例如退休储蓄基金计划那样的强制性储蓄的缘故。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比率也在1989年提高到30％以上，这一比率对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开始阶段来说是很典型的。菲律宾又是个例外，它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低于20％。

金融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金融深化的另一个指数是银行、保险和不动产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这一部门的相对地位在80年代有了提高，尤其是泰国和新加坡。

一般来说，储蓄有两个来源一一本国的和外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援助、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外国储蓄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外国援助与公共外债

对于新加坡来说，外国援助的流人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年份中它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从没有超过0．5％。从1988年起，马来西亚和泰国由于本国的高储蓄率和出口的迅速增长，外援的重要性消失了。从1987年起流入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援助稍有增加，而在80年代后期菲律对外援的依赖有了明显的增加。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政府在刚发生第二次石油冲击以后（1980－1983年）增加了对外的借款。印度尼西亚也在1982年石油价格下跌以后增加了对外借款。1985－1986年的经济衰退也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增加了它们对外公共债务的依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1985年的未偿还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都要比198l年高得多。然而，马来西亚和泰国金融的发展导致了本国储蓄更为有效的动用，与此同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又使出口收益大大地增加。结果，对外债的需要减少了。从1988年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清偿对外公共债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也大大地降低了。然而，印度尼西亚的外债负担在80年代后半期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印尼盾的急剧贬值。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印度尼西亚，在减少对外国公共债务依赖方面的成就，是这些国家能够增加本国的储蓄以便为加速的资本形成率提供资金的直接结果。

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国直接投资爆发式的增长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在80年代后期的共同经历。这些国家向需要外资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意外的时刻。1985年广场协议的结论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日元的高市值反过来使海外设资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东盟五国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受益者（菲律宾受益较小）。在80年代后期，当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成为净资本出口国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得到了第二次推动。在印度尼西亚，从1986年到199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5倍以上（从2．58亿美元增加到13．59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相应地从1986年的1．46提高到1990年的3．74。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的增加甚至比印度尼西亚更为显著。前者的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了11倍以上（从1986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1亿美元）。马来西亚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它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近6倍（从5．28亿美元增加到30．08亿美元）。随着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急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急剧上升。新加坡继续是一个坚决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然而，菲律宾并不那么幸运。直到1988年外国直接投资才真正有了增加，但随后由于政治上一直不稳定并且衰观经济持续发生困难，因而流入额减少了。

新加坡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近几年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银行增加了它们对邻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联合放款活动。这种增加要归因于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在本国发生清偿问题后逐步从地区的放款市场撤走。

金融的日益相互依存

东南亚金融体系的日益开放和尖端化（在工具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也意味着在金融方面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市场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增长。这一趋势会由于贸易和投资方面（尤其同经合组织国家）的相互依赖而进一步加强。它的后果是：来自国际间的金融冲击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国内体系传播。一个恰切的案例是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行情大跌。续约股票市场的指数下降23％，而新加坡下降了32％；吉隆坡24％；曼谷11％；马尼拉7％。在1990年9－10月的海湾危机头一个月里，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下降了22％，马尼拉和曼谷分别下降了40％和54％，而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降低了大约28％。

日益发展的地区一体化

另一趋势是由于各种原因，东南亚的经济日益一体化。第一，目前在以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方面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外。东盟国家随后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格局中的趋同现象。第二，象“柔佛一新加坡一廖内经济增长三角区”和建议中的包括马来西亚的摈榔屿和半岛北部几个州、泰国南邻和印度尼西亚西北部的“北方经济增长三角区”这样一些小区域经济区的开发，也许将是90年代越来越常见的典型发展格局。第三，1月下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高级会议上最新签订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域协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跨国境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总是会带来要求协调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条例以及要求资本流动能更自由地跨越东盟各国边境的各种压力。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要求将新加坡元在地区内使用。但这一压力一直受到“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的抵制，为的是要避免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很可能引起的汇率管理问题。对于未来由于产品市场一体化日益发展而引起的这类性质的压力，也许要由地区的货币主管当局来处理。

在最近发生影响韩国和泰国银行系统的危机之后，预言亚洲其他地区的银行系统也将遭遇类似情况已成时髦之举。在遥远的欧洲或美国的董事会会议室和风险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一些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的任何混乱，都将给它的邻国造成问题。但是这种看法是短视的。为了评估银行的风险，应当着重研究每个国家（地区）银行系统的长处和短处。

的确，在货币游戏中显然存在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泰国有决心、有储备，它的货币铢还是被击败了，而这个地区的一些中央银行之间签署的大肆宣传的条约却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菲律宾的比索也被击败，这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变化，而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已经设法成功地支持比索了。其他货币也受到同样的压力，预料还会有惊人的事发生。

但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不适应银行系统。当然，同样的问题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且这个地区的一些银行系统实际上也遇到类似的头疼问题。然而，多米诺骨牌效应意味着，使得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垮掉的问题，接着也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的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

亚洲以外的观察家常常认为亚洲国家（地区）都是一样的，可实际上这个地区的银行系统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比一般说来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还大。它们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稍稍花点时间对它们仔细加以研究可能是明智的。

要指出的第一点是，主权风险与银行风险常常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现象在亚洲或许比别的地方更严重。在韩国和日本等低风险国家，银行疲弱无力，而在菲律宾或斯里兰卡等较高风险的国家，一些私营部门的银行却很强劲有力。

另一个不同的情况是，许多国家拥有若干国有银行和在政府密切监督下营业的银行。这些银行通常显示出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资产质量极其糟糕。它们被用来当作政府推行开发和金融政策的渠道。贷款分类和提供贷款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完善。这些银行不在我们的评论之列。

不动产问题以不同方式使银行蒙受打击。不动产借款人承受的直接风险在这个地区大不相同，香港排在风险名单的首位，接下来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大多数种类的贷款中，不动产被当作抵押品，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指导许多银行系统的依然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当铺心态。提供贷款所依据的是抵押品所值数额的大小，而不大考虑借贷者靠他主要的经营活动偿还本息的能力。

清偿能力低下历来是造成银行破产的原因。在这个方面，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极其虚弱无力，而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印度次大陆却比较强。清偿能力是银行生存的关键。一家银行可以破产，不盈利，排在资产质量表的比较偏下的一端，但是，如果当局给它足够的清偿能力和某种修改帐目的余地，它还是能渡过难关存活下去的。

衡量银行营运费用的尺度是效率。影响效率的因素有薪金、劳动法、勤奋程度、租金的高低、经营管理是否得当、营业额的多少和分支机构的数量。在这个方面，看来只有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依然保持高效率，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效率极其低下。

净利差幅度依然是这个地区银行收入的最大来源，而利差的大小主要是由利率结构、是否存在竞争和一些既定的作法决定的。香港、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净利差幅度很大，而台湾、中国、新加坡和日本的净利差幅度却很小。

要用利润率来估量真正的营业盈利率很难是准确的，这主要是因为银行往往用非经常投资收益来支持它们并不充分的收入，例如在台湾和韩国就是这样，也是因为不现实的提供贷款的方针，而这些方针是造成它们帐目上长年累月存在着不盈利的资产的原因。这种情况影响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次大陆。

有趣的是，在效率低下的银行系统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银行依然兴旺发展，因为它们的利差幅度依然很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下去。韩国银行的利差幅度小，而且效率低下，这是它的银行正在苦苦挣扎的原因。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对货币兑换、国际收支的安排、调节等所确定的原则，以及为此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主要内容有：各国货币比价的确定依据，包括比价的市场波动界限、调整幅度；各国货币和可兑换性，对国际支付所采取的措施；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和供应方式；国际金融事务的协调、磋商和有关管理工作；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包括逆差和顺差国所承担的责任。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发挥国际货币和职能，同时，由于美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兑换黄金，故也是一种金汇兑本位。美国承担各国政府或其中央银行按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其汇率由货币含金量来决定，波幅不超过1%。在成员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时，可以申请升值或贬值，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进行调整。在这一制度下，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节；二是通过汇率调节。但这两个方法都有很难采用。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持外部平衡主要通过牺牲内部平衡来实现。该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美元和其他货币的不平等地位，而这种不平等地位又要靠所有成员国来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一旦稍有变动，这个体系便会出现很多矛盾而难以维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2年7月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由11个主要工业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委员会于1974的6月提出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纲要”，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地支调节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为以后的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1976年1月在牙买加的首都有金斯敦举行会议，讨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条款，经过激烈的争论，签定了箸名的牙买加协定。牙买加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基金份额；成员国可暂时自行决定汇率制度；废除黄金官价，使特别提款权逐步代替黄金作为主要储备资产；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牙买加体系的主要特征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广泛实行，这使各国政府有了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即汇率变动手段；各国采取不同的浮动形式，欧共体实质上是联合浮动，日元是单独浮动，还有众多的国家是盯住浮动，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各国央行对汇率实行干预制度；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资历产和记帐单位的作用大大加强；美元仍然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而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大大削减，各国货币价值也基本上与黄金脱钩。

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资产的重要组成部份，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属于美元区，因此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但西德马克、法国法郎 、瑞士法郎和日元也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且它们的作用还在不断加强；黄金的作用还没有消失，仍然是重要的储备资产之一。这种多元化的储备资产结构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因为软通货和硬通货经常发生变化，外汇储备就不断比一种货币转向另一种货币，从而造成外汇市场的动荡。

尽管不少人怀念固定汇率制度，国际基金组织也规定，只要有全体会员国的85%同意，就可以回到固定汇率制，但由于目前各国通货膨胀率不同，国际收支严重失调，大量国际游资移动等因素的影响，真下稳定汇率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预测目前这种管理浮动汇率有长期化趋势。

1997年 6月21日在美国丹佛市的公共图书馆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就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所面临的全球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各国领导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会后发表了题为《面对全球经济和金融挑战》的声明。声明认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各国也在经济金融和其他方面面临着挑战。声明特别强调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立法，以保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七国首脑还批准了七国财长就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向首脑会议提出的最后报告。这份报告回顾了里昂会议以来在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报告要求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在监管活动和信息分享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在丹佛高峰会议召开前一个多星期，就金融全球化发展及全球金融稳定问题在美国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发表了演讲。萨默斯在演讲中充分阐述了世界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金融市场的惊人发展，加大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全球金融的动荡及其传染速度都在加剧。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反过来，金融贸易投资的国际流动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在全球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时，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和向外资的能力得到加强。

在过去的15年里，国际金融市场有了惊人发展。金融管制的解除及其金融业务的融合，新的信息传输技术的发明，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这一切使全球成为一个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资本流量每日超过1万亿。资本的流动速度和金融市场的价格传播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市场也更加一体化和复杂化。一些金融产品如金融期货、期权、利率、货币掉期在金融市场中变得愈来愈重要，已成为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一条牢固的链条。多数金融市场中的大金融机构都以全球业务为基础。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界已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全球是一个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投资者、融资者和金融机构参加到这个金融市场中来。

新兴金融市场的惊人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去年2500多亿美元的私人资本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方式流入了新兴市场，而1986年这个数字才250亿美元。不久以前，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私人资本流向这些新兴经济地区的流动量已超过官方资本流向该地区的流动量。

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国家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加。就在过去的两年里，有31个国家第一次叩开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门，从而使56个国家在最近第一次进入了国际金融市场。在整个新兴金融市场中，公共企业、私人企业甚至国家公共机构也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融合和制度创新为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机会，促进了新兴国家经济的发展，投资者能够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机会，金融创新分散了投资风险，同时也使贸易活动和金融机构能更好地平衡资金往来。

根据IMF的报告，在过去的15年里，三分之二的成员国的银行体系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美国为解决储蓄和贷款危机所需GDP的3%到智利所需GDP的30%，财政成本表明，银行危机正消耗着巨额国内资源。日本巨额银行呆帐正侵蚀着它的财政资源，它也是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世界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余悸至今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余魂不散。泰国泰铢危机以及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的传染正危及着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

“华盛顿正期待着丹佛七国首脑会议通过一系列的决议来加强全球的金融稳定。” 劳伦斯·萨默斯6月12日在国际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致力于建立稳定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94年克林顿总统在那不勒斯七国高峰会议上提交的一份计划，他要求各国政府承担起一项广泛的改革，以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

萨默斯在演讲中对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网络，提出了美国人的看法。他认为全球金融网络的建设要以信息传输网络为基础，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组织要进一步促进信息流动，达到信息共享目的。全球金融监管网络要以增强国家监管组织和国际监管组织的监管能力为手段，达到有效监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目的。萨默斯特别提到要增强对衍生金融工具和外汇结算风险的信息报告制度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萨默斯说，在丹佛会议，七国首脑们将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构筑全球金融信息网络，这一网络至少要达到下列四个目的：（1）以此来提高国家管理当局监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的监管能力，（2）为全球金融管理机构建立一套监管原则做出贡献，（3）为改善衍生金融工具的汇报和监管制度创造条件，（4）为减少国际外汇交易结算风险创造条件。

萨默斯的演讲肯定了美国在构筑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贡献，并强调要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丹佛高峰金融会议对全球金融业来说是一次重要的金融会议，因为高效有力的金融秩序对于经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萨默斯说，“利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其它国际金融组织，美国在最近的一些年里为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减少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起了领导作用。丹佛高峰会议将是沿着这一道路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萨默斯指出，1996年超过25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入了新兴市场，而1986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新兴的金融市场环境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萨默斯说，“这就象汽车在高速公路奔驰，人们在这里可以更快地行驶，获得更多的机会。但一旦发生车祸，情况也许更糟。”

萨默斯指出，丹佛经济会议是为人类进入21世纪建立经济新秩序而做的多年努力的结果的一部分。在这个新的经济秩序里，贸易、投资、资本、信息和知识产权都将更自由地流动，以使它们更有效地创造财富。这个经济新秩序包括所有国家。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将为美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全球扩张战略提供广泛的机会，从而也会促进美国国内经济保持持续繁荣。

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萨默斯在演讲中强调一个稳定而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是必要的。他指出，建立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健有力、富有弹性和充满活力。丹佛首脑会议将会通过一系列的重要决议来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萨默斯最后以反面教训和美国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强调建立一个世界金融安全网络的紧迫性。他说，高峰金融会议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对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在此我们仅仅只要回顾一下大萧条时期，众多的金融机构瘫痪和金融市场的崩溃所引发的一场浩劫，我们就可以理解稳定的金融体系对一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就在最近，阿尔巴尼亚金融秩序危机，引发暴力冲突而人们暴死街头。在整整一个世纪，美国为适应国内货币市场、银行系统的更为有效的监管的需要，为了规范证券市场，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法规和有效的行政监管体系。美国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完备的证券银行法律架构。

东南亚金融从7月2日由泰国宣布取消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改用浮动汇率制开始，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了。这场来势迅猛的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国际货币投机商洞悉了泰国经济金融形势的脆弱和内在缺陷，而进行的有预谋的投机的结果。这场金融危机至今还没有结束。它已使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货币大幅下跌，动荡不已。它已使我国的台湾省、韩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它的余波还使太平洋西岸的阿根廷的股票市场大幅下跌。

我国金融市场目前尚无受此危机影响的迹象。但是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受到这志场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的外汇市场8月11日起就受到国际投机商的狙击，一些大投机商当时就大手买进港币期货，并抛售现货港币。8月下旬至9月初香港股票市场激烈震荡，有市场人士分析，这波股市行情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甚至行政长官董建华等特区高官连续发表谈话，以稳定香港金融货币市场。这足以说明金融危机对香港的金融市场已构成的现实的威胁。

当外资大量涌入，经济也快速发展的泰马菲印等国家遭遇惨重的货币狙击以致币值狂泻时，许多人都自然地将眼睛盯住了同样是外资大量涌入、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人们的疑问是，中国会是国际炒家的下一块“肥肉”吗。

泰国的货币危机的一个启示就是，警惕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形成泡沫经济，保证资金和储蓄流入生产性的经济。一发生泡沫就打压下去。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必须抑制，股票、房地产价格的膨胀也要抑制。　

发展中国家发生货币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在国际收支表现上，经常项目（包括外贸）出现逆差，而且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往往超过5％的警戒线。泰马菲等国家的共同现象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大。而国内储蓄不足则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储蓄不足，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利用外资，而大规模利用外资的结果，经常项目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过高。墨西哥当年这一比例是7.8％。泰国最近爆发危机前则是8.2％，都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泰国在这种情况下使国际投资者对泰铢缺乏信心，而投机客则找到了下手的机会。东南亚国家的储蓄率固然相当高，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投资需求更大。相对来讲，储蓄水平仍然严重不足。不仅如此，泰国过去十余年里，面对源源流入的外资，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更要不断买进外币，卖出本币。结果，货币供应严重过量。于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就提高利率；利率高了，又导致外资流入。恶性循环的结果，银根过松，给泡沫经济创造了条件，也给投机客创造了条件。货币和美元挂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面对这个窘境。

中国近年则通过“对冲”，例如，收缩银行贷款，防堵了这种危险。中国近年来外贸一直顺差，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不一样。而且，外资源源进入中国，形成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顺差的“双顺差”。外汇储备每年增长二三百亿美元，形成一个强大的支付能力。阻吓了国际投机。你抛（人民币）我就买，谁能来投机。而且，在双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面对升值压力，而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其实也就低估了。和泰铢完全相反。此外，中国引进的外资和泰国引进的外资在结构上也不一样。泰国开放资本市场，但外资结构非常脆弱，充裕又不受管制的短期外资被大量用来炒房地产，炒股票。一有风吹草动，不仅外商撤退，本国人也抢购外币，就加速了货币体系的崩溃。

中国至今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据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说，中国目前利用外资3200亿美元，其中2000亿属于外商投资，1200亿属于国际融资。但前者有64％是直接投资，要撤也不容易；后者更是将近90％的长期贷款。何况，中国外债和国内生产总值比仅仅是15.5％（1996年）。反观泰国46％、菲律宾54％、印尼47％、马来西亚39％、墨西哥35％都严重得多。

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国际投机客就一定不会打中国的主意？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刘遵义认为：

尽管泰国金融动荡已经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但中国不可能成为泰国第二。但随着国家货币较大幅度的贬值，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泰币一时之内不可能回升，其地东南亚国家货币也不可能回升太多。所以这些国家出口竞争力会增加，对中国出口竞争力形成压力。中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很多，下半年就不一定，到明年就会慢下来。因为很多中国能做的产品，东南亚一些国家也能做，随着泰币20％左右贬道，产品也将大幅降价，中国需对此有所准备。

泰国金融风波与两年的的墨西哥危机十分相似，其发生具有经济上的结构性原因（fundamentals）。泰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来资本；此外，在外资结构中又倾向于利用流动性较高的短期贷款和金融投资，直建设资和长期贷款比重较低，加之实行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制度，资金可自由流入流出；加之泰铢升值导致进口入超，且进口品中消费品比重过高，最终导致金融风波爆发。

泰国动荡累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是由于这些国家在结构上有与泰国相似之处。但刘教授分析说，由于中国储蓄颇高，利用外资的主要部分是直接投资和长期贷款，而且进口商品也相当注重生产资料部分，所以不大可能类似汇率危机。

当记者问及对于中国外汇制度改革的看法时，刘遵义教授说，他现在还看不出实行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好处，中国现在汇率有升值压力，出超也很厉害，加上长期资本继续流入，货币放开合短期内还会有升值压力，对中国并不很有利。中国从1994年到现在汇率从8．7升到8．3，实际通货膨胀加起来(accumulate)约有40%，货币再升值就更有问题了。但贬值也不有利，会引起一些通货膨胀，所以还是维持稳定为好。

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连年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其1990年外贸逆差、经常项目赤字和外汇减少额分别为：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到了1994年已分别增加到：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1990年其外债为280亿美元，到了1996年已膨胀至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的现有外汇储备。

问题还不仅限于此，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另一方面直接借来的庞大外债却在大部分领域不能产生收益，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投资者对泰国的信心。人们普遍认为泰国汇率严重偏离泰经济实绩，泰铢因此一直就面临贬值压力。

在泰国铢贬值之后，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一个试验性的拯救计划，以消除泰国铢贬值产生的冲击波，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仍然受到投机资金的沉重打击。由于人们担心危机的蔓延以及对东南亚地区的不信任情绪，使得该地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印度尼西亚接着成了投机者（尤其是国际风险投资基金）的又一个牺牲品。

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印度尼西亚当局8月14日宣布，放弃维持其货币与美元之间比价的努力，让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由市场决定。

印度尼西亚作出不再向金融市场投放十几亿美元以维持盾与美元比价稳定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东南亚刮起金融台风之后，印度尼西亚为了支持盾，已经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

但在听任比价波动的决定发布后，盾对美元的比价立即从2680盾兑换1美元跃至2800盾兑换1美元，而在泰国铢贬值之前，这一比价为2450：1。这就是说，从7月2日以来，印度尼西亚的盾大约贬值了14％。

对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乃至韩国来说，货币的下跌有些出人意料。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各大国财政部所采取的紧急援助行动可以使它们很快度过这个艰难时期。亚洲所有的“小龙”如今都进入了衰退期，甚至进入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阶段。可以预料，这些国家未来的调整将是十分艰难的。在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佳钩。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比价一直过低的美元与世界主要货币的比价不断回升。对亚洲国家来说，美元的回升意味着它们出口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出口额的下降。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的情况怎样呢？一个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从理论上讲，货币的贬值将会导致出口的增加。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

许多观察家都意识到，这些国家的出口是靠相当高的进口额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如果对进口加以限制的话，想平衡外国的欠款以及稳定国内市场都是十分困难的。泰国一个国家的外债总额就超过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印度尼西亚的外债总额达1000亿美元，马来西亚的外债总额为290亿美元。这些外债中大部分款项是短期信贷，都要在一年内偿还。加上这些债务是按美元来计算的，美元的比价越高，各国的债务就越沉重。

更糟糕的是，如果外国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率而加快从该地区撤资速度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就可能出现支付危机。

如今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意识到，它们的问题不仅仅出在竞争力的下降上。80年代末出现的一些有关金融自由化的新名词对该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打破条条框框、取消中间商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亚洲国家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变成了一个完全流动的大市场。但它未像西方那样建立起一些“护栏”，金融市场毫无防范地放弃了现代经济所必需的一些制约，吸引资金成了唯一的目标。这种体制在东南亚运行了近8年，使这一区域成了投机的天堂。

人们在分析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发源国泰国的金融危机成因时普遍认为，经常项目赤字膨胀、肆意借贷外资、房地产的过度投机及政府采取的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不当货币金融政策是主要成因，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原因在于造成经常项目赤字的资金和肆意借贷的外资之投向，只有在极少几个领域能够产生效益。

9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普遍放松银根，并将资金投入低收益的企业。这些企业随着清偿能力紧缩和利率提高而债台高筑。这样，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便迅速膨胀起来。这种膨胀一旦到了投资者的信任危机阈值，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地会爆发。

世界银行去年就开始研究东亚的金融业是否会影响本区域的经济奇迹，经过整年的研究后，世行的答案是：肯定会影响，除非政府彻底改善和加强它们的金融系统。

一国市值强弱大致反映其国际竞争力高低，泰国、菲律宾之货币被迫进行大幅贬值，显示了其国际竞争力低落的事实。国际竞争力如何，可以从各国经常项目收支窥知。

但经常项目长期发生逆差，为基本经济结构失衡，理应让货币随市场力量贬值，期能振兴出口，抑制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然而泰菲两国货币当局却刻意维持高估的市值，使得调整汇率平衡贸易收支的机能无法运作。尤有甚者，两国中央银行为支持汇率，不断在市场上抛售外汇，使得国内银根紧俏，利率不断腾升，进一步打击房地产与股市。而外资稍早虽受高利率吸引而流入，但在货币贬值迹象明显化以后，大举密集撤出，短期内反而加重货币贬值的压力。

近期泰菲两国央行决定松手让货币作较大幅度贬值，这是正确的作法。由于贬值预期心理去除大半，外资重新涌入，使股市回升，利率下降，金融市场暂时恢复安定。由此可知，国际竞争力低落与政府不当的货币金融政策，是近期东南亚诸国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亦因经济成长迅速，有“亚洲四小虎”之称，其发展潜力向为各方所看好，何以近期表现不如预期？

一般的看法是，中国大陆近年经济成长迅速，出口强劲扩张，已带给新兴工业国家很大的压力。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大陆出口值达6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6．4％，享有贸易顺差139亿美元。由于亚洲四虎产业结构与中国大陆较为接近，而国际市场同类产品胃纳有限，因而四虎首当其冲。

相对而言，台港新韩企业赴大陆投资者甚众，不但分享大陆市场，亦可以大陆为生产基地强化其出口竞争力。且亚洲四小龙近年致力于资讯科技产业发展成效卓著，因此能维系其国际竞争力不坠。

进一步而言，亚洲四小虎中马来西亚与印尼之经常项目收支佳，似不致发生货币大幅贬值现象，至于新加坡则因地缘关系受波及。因此我们亦不可轻率认定所谓货币贬值之骨牌效应会继续蔓延。

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当局对外国资本敞开大门，一方面对外大量举债，另一方面又向外国和本国银行提供毫无约束的美元贷款。这为国际资本投机创造了温床。

国际资金有相当部份流入了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按国际金融协会提供的数据， 1997年国际私人资本净流入亚洲新兴国家金额将在1071亿美元， 1996年为1418亿美元，1998年净流入应在1127美元。这是国际私人资本宾际流入量最高的地区，远高于欧洲和拉美地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日报》载经济观察家迪汀达曼 胡利文章言，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用当前的金融情势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据推测，某些政治集团可能与外国投机商串谋，在印尼盾危机中有三种集团参与其事，即外国投机商，本地投机商及意图改变印尼政治的某些集团。

中国《世界知识》马燕冰撰文认为，在稳定金融市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采取了合并有问题的公司、暂停所有金融机构和银行进行股票交易、为周转不灵的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注入新的资金等措施；为了政治上的稳定，政府开始一直给投资者打气，尽量冲淡经济危机的气氛。在危机严重、货币面临抛售的强大压力时，又一味捍卫货币，忽视解决国内金融和房地产方面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泰国央行虽然曾与其他国家央行联手与投机者进行角逐，打退过投机者的进攻，暂时稳定了汇率，但却耗费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伤了自已的元气。

如何医治经济增长危机的症状：出口没有竟争力和过去的经济繁荣带来的投资遗留问题，东亚地区许多国家的医治办法是切断同美元的联系、使货币贬值和降低利率。其中有成功的，例如南韩等。东南亚各国这次实际是借鉴这种做法。

但与过去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不同，进入90年代后，美元持续走强，而与处在全面上升时期的美元挂钩，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引爆剂，它使宏观经济的失衡变得无法忍受，也使汇率过高难以忍受。

1995年4月以来国际上美元汇率就开始不断在升值，由于日本是东南亚的主要竞争者，东南亚各国央行便被迫追随美元对日元的比价的升降趋势。这样一来，东南亚各国的外汇同日元的比价实际上已过高了。从而导致各国的出口出现大滑坡，进一步加剧了经常项目赤字，大大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使得货币贬值的压力日益积累增大。

当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全球资金的一体化，以及资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国际资本能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国际汇市交易额过去三年急剧增加。据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最近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现货、期货和外汇交易合同每日平均交易额为1.23亿美元。目前国际金融交易额是国际贸易交易额的50倍。自1995年1月墨西哥金融货币危机后，国际资金突然撤离该国而四处流窜。早有金融分析家认为，东南亚国家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和政治的不稳定，其货币很容易成为这股投机势力冲击的目标和“猎物”，这股投机势力财力雄厚，蓄势待发，伺机而动。事实证明，东南亚真的成了国际汇市的“热钱”。

在对美贸易中，日本一直是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美日两国每年都要为这一头痛问题进行磋商，但每次都不能取得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谈判年年进行，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就是年年增加。关于两国之间的贸易磨擦问题，今年6月中旬在丹佛八国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克林顿总统与桥本首相就两国间的贸易磨擦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我们可以预测，日美两国贸易磨擦将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解决，将长期存在。

美日两国间的贸易磨擦对东南亚的经济有一定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日美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投资，建立产业来间接实现的。美日两国贸易竞争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金融服务业方面。两国特别是日本为了降低本国的生产成本大量向东南亚国家输出劳动密集型工业和落后技术产业。数十年前，日本大公司将生产线迁到泰国与马来西亚等国，利用当地劳工成本低的条件。在七十年代，日圆与美元汇率上扬，东南亚成为消费市场，日本大公司更加扩大在东南亚的生产。日本的跨国公司为了配合其全球公司战略，把一些装配部门、加工部门、高耗能高污染部门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也在急剧增加。

美日在东南亚国家的大量投资，一方面解决了这些国家为发展经济而缺乏资金的困难，加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把美日之间的经济磨擦以及美元和日元的汇率风险也带入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体和整个经济圈。美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较量，汇率引起的种种风波，自然使东南亚国家成了牺牲品。

香港《文汇报》发表乐亭的署名评论，言：

　 好端端一个东南亚，突然金融大乱，货币骤贬，股市狂泻。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五月以来，时间 不过三个多月。就在这三个多月之内，星、马、泰、菲以及 印尼，经济面临危机，人民损失惨重，国家外汇储备被掠劫一空。这是怎麽回 事？这个期间，笔者正在美国度假，就此曾请教几位专家。他们泰然回答，这是由於这些国家的金融制度不健全，货币超值，发展过速所致，与政治无关。此话听起来似乎符合经济理论，实际上未免欺人无知。

　东南亚诸国这场灾难，是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一群金融投机者肆意制造的。这群人虽然在国际上挂著商人招牌，从事经济活动，然而其最终目的，却有明显的政治企图。这也和当年东印度公司贩运鸦片一样，都是政经双赢的经济侵 略。索罗斯等人这次在东南亚大展拳脚，是一次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他们的“成功”，博得美国上层人士的喝彩。美国政府也公然支持他们。今年八月中，东盟会议期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会场上对索罗斯等人的行径严加谴责。在场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即刻站起来，为其辩护，气氛相当紧张。

拜读《华尔街日报》，做为香港市民，笔者不能不问，美国的金融大亨们，　为什麽不早不晚，恰恰在香港回归一个多月之後，对港元发起这场经济战？难道只是为追求经济利益吗，先生们，搞经济你们或许是一群行家，搞政治你们是否太幼稚了。　

　美国朋友们辩护说，索罗斯等人没有政治目的。他们并未先搞香港，而是先搞了星、马、泰、菲以及印尼，最後才轮到香港。不错，进攻的顺序确实如此。这正是他们聪明之处。先搞垮东南亚，成为“胜利之师”，再把矛头指向 香港，自然就能威胁香港。到时大举进攻，即使港元不垮，港股也将大跌。用华尔街日报》的话来说，这首先就对香港造成惨重损失，事实的演变正是如此。　 港股果然波动起来，恒生指数连连下挫，索罗斯的支持者们已经弹冠相庆了。　为迎接胜利，已经准 备香槟了。《华尔街日报》几乎连日发表评论，指港元必垮，金融必乱，香港必然不再是香港。

　索罗斯及其支持者们能否得逞，笔者不是金融专家，不敢妄做论断。但是，从政治和历史两个角度来看　这只是索罗斯及其一伙人代表某些人对香港做一次最後的表演罢了。　

　美国政府为什麽支持索罗斯一伙的行径，看一看近两年来东南亚政治形势的变化，就会明白。东南亚诸国，本来是美国的盟邦，但近两年来和美国的关系趋淡。本来不是中国的盟友，近两年来和中国关系趋善。这是美国政客们不愿见 到的。但是索罗斯一伙的行径能否改善美国和这些国家关系，恐怕恰恰相反。受害诸国的经济成就，是几十年艰苦奋斗得来的，三个月被人搞乱搞垮，引发危 机。诸国政府和人民对肇事者的愤恨，可想而知，谈何改善。

　欧美以及日本，有那麽一批人，对东南亚崛起，尤其对中国崛起，以及对香港回归，很不以为然，颇不习惯。然而这是事实。面对事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适应，而不是否认和反对。否认和反对，无济於事。主张落後者永远落後，　先进者永远先进，这是自欺欺人，贻笑天下。经济这个玩意儿，历史证明，谁都可以搞，谁都可以搞好，没什麽神秘。

　五十年代初，中国要重建鞍钢，当年昭和制钢所（鞍钢前身）的日本老板说， “中国人也想炼钢 ，种高粱去吧”。现在总该承认中国人也会炼钢吧。十几年 前有人说，中国经济永远不能起飞，现在起飞了吧。又说中国的通胀问题永远不能解决，现在解决了吧。又说人民币永远不会被国际承认，现在承认了吧。这些人的论断统统成了笑柄。十三年前有几个人相信，今天的香港能继续安定繁荣，今天都相信了吧。　

　有些人就是不愿意相信，东方人、中国人同样有智慧，能够搞好经济，由落後变先进，由贫穷变富裕。　

近年来墨西哥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实行了稳定汇率的政策，即利用外资的流入来支持本已非常虚弱的本国货币，使新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仅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波动。但由于外贸赤字的恶化，外国投资者信心动摇，在资本大量持续外流的压力下，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贬值15.3%。然而这一措施在外国投资中间引起了恐慌，资本大量外流愈加凶猛。墨政府在两天之内就失掉了40-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12月22日，外汇储备几近枯竭，降到了少于一个月进口额的水平，最后墨政府不得不被迫宣布让新比索自由浮动，政府不再干预外汇市场。几天之内新比索下跌了40%。

1995年初墨西哥发生的“龙舌兰酒效应”使金融监管当局谈“酒”色变。分析家的分析表明，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如果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不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则美国将在墨西哥的销售额1995年减少100个美元，使本来贸易赤字高企的美国外贸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应给汇率以适当的灵活性，外资不应被用以过久地支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在资本流动比较开放自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本身往往不够有效。因为高利率会吸引大量短期性资本的流入，助长通货膨胀。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如削减政府开支、补贴和政策性贷款对控制通货膨胀会更有效力。

用外资来资助消费是无法持久的。在东亚各国，外资流入大部分被用于投资，这样能提高生产率，增加出口和日后偿还的能力。

墨西哥货币危机爆发有价值的启示。墨西哥新比索与美元的汇价主要是由外国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来支撑比索，一旦外资流入速度减缓，或者在外资不能被利用来提高国内生产率以促进出口，并且实际汇率持续过高又损害了出口商品竞争力，从而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大量赤字的情况下，引发外资大规模恐慌性撤逃时，汇价的大幅度剧烈调整就势所难免，最终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自由浮动，并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从上述墨西哥政府利用外资的政策中可以看到，墨政府对于爆发这样的货币危机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防范。大量的外资用来资助消费，在涌入的外资中又有相当部分是组合性证券投资，并且与主要相关的各国中央银行之间也无任何实质性的合作措施，以应付流动性流动资金流向的问题。无怪乎一旦危机引发，只能望洋兴汉，不堪一击。

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其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等少数国家。与富裕的邻国进行自由贸易给墨西哥带来了空前的贸易危机，从而使墨西哥的外汇储备枯竭。自由贸易的结果只是美国低技术产业进入墨廉价劳动力市场，墨西哥的出口产品仍然是过去那些为替进口而生产的产品，对该国的产业升级毫无帮助。反思墨西哥的教训，若发展中国家按西方发达国家的苟刻要求加入世贸组织，会产生何种后果可想而知。

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新兴市场”成为国际资金青睐的目标，外资也一度成为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外国投资的目的是牟取利益。大量美资涌入墨西哥后，随着1994年美国6次加息，以美元计价的资金成本大幅上升，墨西哥的外债负担也骤然增加。另据有关资料显示，1993年墨西哥接收的3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中，约80%投资在有价证券方面，直接投资仅占20%。投资资金投向的不平衡更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一旦出现利率和汇率风险，外资大量流失，经济就会崩溃，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问题上应以稳妥为原则，要注重产业结构的平衡发展，要利用外资而不要被外资所利用。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泰国不是墨西哥，但是无论如何仍要保持警惕。

如果用“泰国铢”代替“墨西哥比索”，这样看起来好像世界金融市场危机在今年夏季又出现了。 但是历史不会重演。1997年的泰国不是1994年的墨西哥。时代不同了。政府、投资商和国际金融专家记取了以往一些教训。 这仍可能是一场金融恐慌的第一幕，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场戏的情节将与上次的不同。

诚然，表面上的一些相似之处令人害怕。像墨西哥那样，泰国以其在经济政策方面获得的一些成就而远近驰名，这理所当然。但是也像墨西哥那样，它象国外借债太多；对它的银行极少担心；感到自己无法保护它的货币以及随着货币不可避免地贬值一些做法格外拙劣。同样像墨西哥的是，泰国不愿承认它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急救。西方的一位中央银行行长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从具有雄心壮志的亚洲虎之一沦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救援的名单中。” 更加不祥的是，这种状况有蔓延的迹象。自从泰国铢7月2日贬值以来，菲律宾比索下跌了6％，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菲律宾经济曾准备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名单之外，现在又回到了急诊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货币目前疲软。希腊正在应付投机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人们早就预言的危机看起来好像要在巴西发生。但是相似之处并不总是很明显。

1996年世界经济平稳发展、运行良好，总体形势好于1995年。预计1997年将保持较强增长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1996年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8％，高于1995年增长3．5％的水平。199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达4．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和预测，1995、1996和1997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6．3％和6．2％。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总体实力地位上升。拉美经济曾经历80年代“失去的10年”，进入90年代后又受到短期资本（“飞燕式”资本）大进大出的影响。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预测。l996年拉美经济增长率可达3%左右，大大高于1995年0．6％的增长水平。拉美经济在经历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已恢复正常发展。拉美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未来10年可能是拉美“有希望的10年”。发达国家都在扩大同拉美国家的合作、开拓拉美市场。日本认为“掌握21世纪地球发展关键的是南美各国”，并正在强化对抗美的经济外文。拉美经济不稳定因素之一仍是外债问题。1996年拉美外债总额将高达6220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6％，这是需要拉美国家和国际社会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

经济转轨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经济形势继续好转。l995年这些国家经济下降l．3％，1996将增长0．4％，1997年经济增长率可达4％。预期俄罗斯经济走出谷底的目标没有实现。国际货市基金组织预测，俄罗斯经济在l995年下降4％的基础上，1996年仍将下降1．3％。俄罗斯经济仍处在困境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体制的弊瑞尚未解决；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变化．而是更加畸形，越来越依赖出口资源，进口制成品和消费品；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宏观管理不力，实行过度的紧缩政策和提高利率，影响了企业投资，三角债大幅度增加；对西方国家援助的期望过高，很多要求和安排落空；政局动荡的冲击。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丰富，科学技术具有优势，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政府采取有效的宏观政策、政局和社会继续稳定，俄罗斯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潜力不可低估。东欧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经济将继续改善。

在流入东南亚的外国资本中，大多数都投机性地投入债券等利润高但风险大的行业。一旦回报率下降，或有风吹草动，这种投资就会撤出，很容易造成金融市场的动荡。

在东南亚，投机浪潮已迫使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松开了固定汇率而允许货币更自由地浮动。

然而，投机者却避开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目标，那就是港元。自始至终，港元汇价一直维持在额为理想的水平。对于和发生货币危机的几个国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香港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讲，创造这个奇迹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行之有效的管理是分不开的。早在1995年初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香港金融市场也曾出现过短暂的波动，但香港金管局及时提高短期流动资金的利率，令投机者不但投机未成，反而遭受重大损失。今年，早在投机潮开始盛行的时侯，香港金管局已做好了对付任何挑战的准备。只要出现投机浪潮针对香港而来的任何迹象，隔夜贷款利率就会迅速提高。把利率提高到必要高度的办法保持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投机商用港元打赌很可能再次遭受重创。果不其然，7月24日，香港金管局再度干预宏融市场，令银行同业息率凋高至7厘以上。这一措施不仅力保港元汇价强势，而且也是对国际游资炒家发出的一个警讯。

其实，香港作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近几年面临多次国际金融风暴均能安然度过，是有其更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就是香港的经济发展、财政健全。中银集团港澳管理处主任羊子林日的分析指出，近几年香港经济发展情况良好，目的正处于上升期。据预测，今年香港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5%，而首季的经济增长率已达6％。展望下半年，投资和消费的需求都将有增无减。货币、币值是经济实力的体现，经济运行良好，货币就稳定。

其次，就是在香港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外汇储备作后盾。截至1997年6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为697亿美元，再加上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另立帐户管理的土地基金外汇储备，总值达820亿美元，由世界的第七位上升至第五位。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将继续管理其外汇储备。因此，香港本身完全有资格保卫港元不受投机活动的影响。

与香港的做法有些不同的是，台湾和新加坡并没有利用外储备防止本地区或本国货币的贬值。台湾不仅没有用于涉的办法保持新台币目前的价值，反而为了同东南亚货币贬值保持同步而允许新台币九年来第一次降到28元兑换1美元的比值之下。新加坡的外汇储也高达810亿美元，它本来也可利用其巨额外汇储备使新加坡根本不下跌，可是也反而允许新加坡元下滑以同邻国保持同步。

事实上，东南亚货币不稳定也波及到了香港市场。由于港币的投机性抛售，香港证券市场行情19日急剧暴跌。预计港币和证券市场不稳的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尽管香港金融当局采取了提高短期利率等旨在保护货币的措施，但有人指出，这可能对不动产市场行情产生不良影响，如果今后行情不稳的局面继续下去，就很可能像泰国一样出现泡沫经济崩溃的局面。这将对众多进入香港的日本企业产生巨大影响。

之所以出现对港币的投机性抛售，是因为以泰国铢为首的东南亚货币相继向浮动汇率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港币采用的是联系汇率制，即以美元为汇率基准，从而使港币成为人们投资的焦点。

8月15日开始出现的投机性抛售，是香港回归后出现的第二次投机行为。每当出现这种局面，金融当局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干涉。19日，为了防止出现投机性抛售，金融当局又提高了短期利率，从而使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一时暴涨至年率20％的水平。这也是股价急剧下跌的原因。

香港回归后执行的是维持联系汇率制这一基本方针，面对这次的投机性抛售，香港金融当局人士仍然认为：“投机行动必定失败。”因此，港币市场没有对设定的防卫线一一1美元兑换7．75港币进行大的变更，金融界人士中也没有出现要求尽快取消联系汇率制的呼声。

但是有人指出，联系汇率制是一种不得不跟着经济状况不同的美国的金融政策走的制度。它是造成国际竞争力下降和出现通贷膨胀的一个因素。随着投机性抛售而出现的高利率可能会使这种矛盾扩大。

有人担心，如果利率上升导致成本增加这种情况对不动产市场行情产生恶劣影响，那么，“为保护货币而付出的代价将会比想象的更高”（外国银行的经济学家语）。

金融界人士认为：“如果泰国铢继续下跌，就很可能导致再度出现对港币的投机性抛售。”因此，货币当局似将面临难以驾御的局面。

泰国《曼谷邮报》记者哈维·斯托克温认为， 最近几周，投机的浪潮不断冲击泰国铢、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和新加坡元；可是避开了一个明显的目标：港元。 在东南亚，投机浪潮已迫使中央银行松开了固定汇率而允许货币更自由地浮动。 然而在香港，虽然预料会出现投机浪潮，但是投机浪潮并未到来。

一个原因是香港金融管理局显然已作好了对付任何这种挑战的准备。只要出现投机浪潮针对香港而来的任何迹象，隔夜贷款利率就会迅速提高。如果采用把利率提高到必要高度的办法保持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投机商用港元打赌很可能遭到重大损失。

在这种金融实力政策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现实：在金融实力对比方面已出现了明显的“地域金融”变化。问题不仅是仅有600万人口的香港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占第五位。人们常说的（由大陆和台、港、澳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本身就具备一股翻江倒海的巨浪。据最近得到的数字，大中华（经济圈）的外汇储备不少于3740亿美元。 然而，日本的外汇储备仍是世界上最多的，到1997年6月截止；日本的外汇储备共有2220亿美元。 但中国现在居第二位。到1997年7月截止，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210亿美元。北京在外贸方面采取了重商主义政策，因此，北京在贸易方面出现巨额盈余。尽管中国的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是中国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外汇储备。

港元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这块前英国殖民地从未出现过重商主义反应。香港像任何地方一样都是完全开放的。香港事实上经常出现贸易逆差。

香港的外汇储备由第七位跳到第五位（到1997年6月底已达到820亿美元）是由于现在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另立帐户管理的土地基金外汇储备已加到香港金融管理局所有的697亿美元的外币资产上。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将继续管理其外汇储备，完全同中国分开。因此香港本身完全有资格保卫港元不受投机活动影响。中国已表示在必要时将帮助保卫港元。中国和香港现在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已达2000亿美元以上。这样保卫的理由相当简单：港元的固定汇率基本上是政治汇率。7．8港元兑换一美元的固定汇率是1983年定的，当时人们对浮动范围很广的汇率的信心迅速下降。如果这个固定汇率现在受到投机浪潮的影响，那么人们对香港失去信心的情况可能毁掉香港的繁荣。

与此同时，中国人占多数的另外两个国家和地区合在一起的1710亿美元外汇储备又加到“大中华”的3740亿美元上。台湾在世界上居第三位，到1997年5月截止的外汇储备是900亿美元，而新加坡有810亿美元，新加坡的人口比香港少得多，但外汇储备仅略少于香港的外汇储备。不管人们是以大中华的3740亿美元计算，还是以东亚的5150亿美元外汇资产（包括日本，但不包括新加坡）计等，这些外汇数字显然表明全球金融实力对比的地域战略力量对比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倾斜。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证据表明，北京可以利用其外汇储备防止人民币升值。中国目前的目标似乎是力图把人民币同美元的比值保持在8．29元兑换一美元。

台湾并没有利用其外汇储备防止新台币贬值。相反，台湾不仅没有用干涉的办法保持新台币目前的价值（台湾要想这样做本来也是轻而易举的），台湾银行当局为了同东南亚货币贬值保持同步反而允许新台币九年来第一次降到28元兑换一美元的比值之下。同样，新加坡本来也可能利用其巨额外汇储备使新加坡元根本不下跌，可是也反而允许新加坡元下滑以同邻国保持同步。

据香港旅游协会日前公布的一份统计资料，7月份到港游客为6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5%，其中跌幅最大的游客来源地区是日本和中国内地，分别下跌了60%和45%。

国际炒家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至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大肆炒卖，不仅随心所欲地迫使这些国家的货币分别大幅贬值两至三成不等，而且也企图狙击港元扰乱香港金融市场。然而，这次国际炒家在香港的金融市场却又一次碰了壁。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首先，香港的经济状况良好，下表是港府5月30日和8月29日两次对香港1997年经济增长的预测。而且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的不断深入的经济改革、发展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巨大促进作用，这一点对投资者的信心以极大的支持。

其次，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比较完善、稳健的金融管理体系也功不可没。香港港元的发行皆有配套的外汇储备，从而使炒家很难有利可图。再加上，香港的金融管理局现时拥有与银行业建立的会计安排、流动资金调节机制、结算所自动转帐系统、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等工具，可以了解及对银行同业市场作有必要的适当调节。换言之，即可以对金融市作有效的监管，使市场在自由及具弹性基础下更顺当地运作。当市场出现异常买卖甚至炒盘时，金融管理局可以利用货币机制打击炒家。这是因为港元的发行数量与流通量均受到联系汇率制度的限制，所以香港金融管理局可充分利用炒家需要借港元才能炒港元的弱点，透过健全的货币机制击退炒家，这在历年来的大小的战役中均已奏效。当然，这次也不例外。著名的国际金融投机专家索罗斯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东南亚金融市场压力不会动摇港元的地位，而冲击港元的投机者不会因此致富。

香港的股市自今年三月由12000点不断向上攀升，到7月份，达到了16000点以上的历史新高。然而纵观香港股市的气氛和股价走势，都是非常不正常的。今年令香港股市交易量大增且股价大幅攀升的动力，并不是上市公司的收益大小、获利能力高低，而是一些与所谓的“中国概念”（包括资产重组、注资、染红等）有关的政经难分、飘乎不定的市场消息。整个市场完全是在炒消息面、情报面，而不是在炒业绩。更有甚者，中国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的光大集团属下的光大国际股票的市盈率在香港之样的成熟证券市场居然炒到3000倍这样离谱的水平，市场上大手进货的香港股民还是前仆后继。

实际上，到了8月初香港股市已经发展到1929年全面大股灾前夕，如美国富豪老甘迪所说的那样：股市已疯狂到连马路上扫街的清洁工都可以如专家般地说出一番这支股票为何看好，那支股票为何看淡的大道理的地步。因此，吃饱香港股民血汗钱的中、外股市“大鳄鱼”们抽走资金离场则已是早晚的事情。换言之，香港股市自身已孕育了暴跌的极大风险。

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频频得手之后，8月中旬，国际投机者又乘胜狙击香港，致使港汇、港股和期指剧烈震荡。8月20日，港市恢复平稳。香港人是如何击退投机者的呢？香港有关报纸综述如下：

这次国际大鳄狙击港汇、港股、期指手法相当狡猾，招中有招，声东而击西。先在沽空期指、期权方面发难。如果港人信心不足，容易为其汹汹其势而吓倒，追随走势加入沽货行列，则狙击者事半 而功倍。但香港由官方至民间都齐心协力，共同对抗狙击。

行政会议听取了财政司长汇报市况，从行政长官、财政司长到金管局长都观点一致，认识到狙击行动必须予以重视，指出狙击港元者必定失败。行政机关措施快捷、果断、有力，直接干预市场，监控各方情况。哪里有动静，立即有回击，使投机者知难而退。以行动再一次表明了香港保卫港元联系汇率的决心。而立法机关的成员亦抱支持态度，静待行政机关行动，而不是要求透明度。　因为任何谘询和透明度，皆会使反击行动计划泄漏，使行动拖沓而无效率。

香港的投资者基本没有被狙击者吓倒，镇定沉着，静待最佳时机反击。故收回一些失地。如何引导香港投资者看待银行同业拆息升高问题，对于发动民众支持政府保卫港元，保卫股市，十 分重要。如果解释得深入细致，港人将会认识到这是短期现象，不会影响香港的最优惠利率。

金管局透过抽紧银根，防止投机者借港元而买美元是必要的。抽紧银根必然要提高金管局对银行贷借的 利息，从而扯高同业拆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给金管局，让借钱後沽港元买美元的投机者面 对坚壁清野之局。同时，金管局也监察各银行贷借情况，对於不听招呼的和仍然借钱给基金佬炒汇的予以警告。这个运作过程必须快如闪电，剑及履及。同业拆息一度扯高至二十厘，但瞬即回落至七、八厘，既有威慑作用，使投机者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也使香港投资者看到长线贷款息口不会上升，并在同业拆息上升时不会惊慌失措，　 　保证联交所交收正常、即时清理账目。

防止烂尾，及时平盘，也提上工作日程。金管局、证监会、联交所都严格执行监管工作，保证市场正常运作。有一定升跌波幅不要紧，最重要是市场机制正 常，交收正常，没有呆账、烂账。那麽，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坚如磐石，波动也很快便过去。

香港经历了这次风波的考验，证明港人有能力治港，香港的繁荣稳定是有保障的。当然，经过成功抵御狙击这一役之后，各方面对於国际狙击大鳄的手法也有新的认识，掌握其多元化立体进攻的活动规律，以後便不会担惊。

　 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8月25日在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说：

　 香港在打击国际炒家冲击港元的活动中已经 奏效，国际炒家在汇市投机撤退时，已有所损失。事实说明港元的外汇储备是充足的，继续推行谨慎的理财方针和保持充足的财政储备是非常重要的。　 　

九十年代以来，随著资本国际化进程加快，电脑科技的发展和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涌现，为一些以基金形式运作的热钱提供了金融狙击的可能性。　1992年英镑、意大利里拉曾受狙击。当时，英、意央行运用大量外汇储备，但仍无法阻止抛售英镑和里拉的浪潮。结果是两国货币大幅贬值，并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机制。1994年墨西哥金融风暴，墨西哥比索也遭狙击，而一度贬值四成。今次东南亚金融风暴之中，泰铢、印尼盾、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元皆受狙击而大幅贬值。某国际炒家主理的基金，七月底截数的纯利增长高达27%。证明狙击手在东南亚货币汇率的急剧波动中，已获取暴利。炒家企图乘胜狙击港元，结果是受损缩手。香港成了东南亚唯一击退国际狙击手的地方。

一些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专家们说，为其经济而自豪的东南亚国家可能只需度过一个短暂的痛苦时期。东南亚各国自从让其货币随行就市以来，这些国家遭受了货币动荡的沉重打击。对于把货币稳定视为经济长期增长基础的各国政府来说，刚刚过去的是恶梦般的二个月。分析们家说，这一波动和几个股票市场所出现的相应动荡可能将是短暂的，只要各国政府和各公司都迅速适应浮动货币汇率而非受管制货币汇率的新时代。

所罗门公司（新加坡）首席地区战略专家卡波尔说：“如今经济理性主义的复兴占了上风。坦率他说，我并不悲观失望。”

另一位专家苏波尔说，浮动货币汇率举措是“正视现实的一服良药”。

保罗·克鲁格曼具有一种未卜先知的预见能力。两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位经济学家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由于良好的计划和生产率提高，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充足的劳工和资本。他的这种看法使他闻名遐迩，但却遭到亚洲的鄙视。他写道，如果不在技能和教育方面更多投资，亚洲的增长曲线最终必然下跌。

但是克鲁格曼现在并不洋洋得意。他说：“这种情况来得如此突然和如此具有戏剧性，这就表明，这不是他所预测的长期（增长）下降，而是一种暂时下降，因而亚洲能恢复过来”。他又说，目前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是，过多的投资者、借债者、企业和官员认为：过去的快速增长率会永远继续下去。现在看来很清楚，事情不会这样。举例来说，资本日益稀少。货币混乱使亚洲许多公司的筹资计划落空。

银行家们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援的同时，会迫使泰国做当选政府可能认为不合自己口味的事情，例如坚持让数以百计的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破产；坚持增税和加速出售国有资产以弥补政府自己的损失；坚持更加开放市场和从长远考虑更加放宽对货币的控制。这对于东南亚国家是有益的。

荷兰一家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说，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基本因素仍然有效。他认为这是短暂的喘息而不是崩溃。他承认：“9％和10％的增长已结束东南亚不得不回到4％、5％或6％的水平”。

部份经济学家认为，已持续两个月的东南亚货币市场危机，虽导致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及资金外流，但东南亚经济不会因此进入衰退期，反而会在电子业复苏下，带动出口增长。

由于本身货币大幅度贬值，东南亚各个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相继对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实施更严厉的管制措施，导致投资者纷纷把资金撤走，各地股市也因此狂泻。另外，东南亚货币兑美元的币值疲弱，虽令它们的出口更便宜，但为了防止币值进一步滑落而调高利率，却使它们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偿还外债，包括巨型发展项目的推延。分析家们认为，这一切都可能令东南亚经济陷入衰退，但所幸的是全球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就将强劲复苏，令它们的出口受惠。　

瑞士联合银行负责区域经济的研究主管巴苏认为，现在根本谈不上经济衰退，因为在过去15个月表现欠佳的全球电脑市场，刚开始强劲复苏，整个区域将因此得益。电子产品是东南亚出口中的重要成分，只有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后才算是步入衰退。但这是不会在马来西亚或印尼发生的。新加坡在7月份连续两个月取得出口增长，证明电子产品的需求正回复成长；泰国的出口在6月份取得96年4月以来的最大幅度增长9.3％，在一定程度上给泰国心理上的支持，也是本区域经济的一线曙光。　

唯高达拉士的区域经济分析员认为，经济成长会放慢但不会出现不景气，因为东南亚的出口业向来都有很好的表现。实际上，它是区域货币目前唯一的依靠，建筑业和银行业的表现则会较弱。最坏的情形是区域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坏帐问题，令整个金融业动摇，就象泰国曾经经历过的。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一切就看政府如何处理。　

一些市场分析员发出警告，自今年7月初以来本区域货币虽已由泰铢自由浮动掀开大幅下跌的浪潮，但这场风波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他们认为，以目前的走势来看，这场风波还会延续一段时日，而且市场还须经历更多类似的震荡，而最值得担心的是，这场风波对整体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有人认为，本区域暗淡的经济前景，再加上不稳定的对应策略，使得商业信心大减，接下来许多外国资金便会陆续抽离本地区市场。　

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的一份预言，东南亚区域的货币危机不会在1999年之前结束。新元、零吉和印尼盾最早会在1998下半年恢复某个程度的稳定，菲律宾比索和泰铢则要等到1999年中或1999年底才会稳定下来。

亚洲问题专家尼尔·萨克尔说，泰国铢的贬值还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且这种贬值尚未结束；它将阻止银行向外贷款，将会重新引起通货膨胀并使经常项目赤字扩大。

BZW的货币研究室主任德蒙? 苏普勒说，货币危机一个接一个地蔓延到东南亚所有的国家，结果是，“今天在这个地区的投资风险增加了，原因是它们的经济增长不稳定”。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要提防艾伦·格林斯潘。

从部分程度上讲，墨西哥的问题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一一以便把资金从新兴市场收回到美国去一一时开始出现的。迄今为止，没有通贷膨胀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提高利率的借口。如果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利用他交给国会的半年度报告提醒每个人他仍担心通货膨胀的压力，人们对美国利率的满意心情到明天就可能消失。格林斯潘先生的几句话就可能停止美国股票和证券市场的乐观情绪，并迫使世界范围内的利率上升，给大多数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特别沉重的负担。

BAAsia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弗雷里斯说，这些国家的情况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泰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差别：泰国的银行系统陷入危机，因为不动产部门纷纷破产（银行对不动产部门的贷款过多），银行自己欠了一身以坚挺外汇偿还的债务；而在菲律宾，银行系统健康得多，它在不动产方面的介入也很有限。

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公司的吕塞尔·纳皮那也重复了这一区别，他指出：泰国银行是被迫将泰国铢贬值的，而菲律宾中央银行则是抓住时机使其比索贬值，因为它知道比索使其工业付出的成本太高；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迥然不同，但“感染”是难以抗拒的，泰国铢和菲律宾比索的贬值迫使其他国家流出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今天，几乎可以说该地区的中央银行在自愿地调整方向。但是，无论是被迫的贬值还是想要增强竞争力的贬值，经济都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纳皮那说：“泰国将会陷入严重的衰退，因为目前15％的实际利率将会导致一系列的企业破产。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傅诒辉博士认为：

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能够引导有关国家的当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在一起，制定一些更能经得住中长期考验的宏观经济政策，并由此而使得这些政策更加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国情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采取那些一般性的做法。目前的困难也可以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可以促使人们对规章条例的使用范围，对信贷机构、保险公司、资本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加以改进。与国际惯例接轨，这很好，而且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能够注意使那些与各机构的偿付能力、与风险分担相关的规章制度得到具体实施，那就更好了。

目前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这种混乱，也会促使该地区各国在货币与金融方面进一步合作。当时对墨西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不得不依靠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日本银行，作为与这一地区有关系的“参照性”中央银行，它也将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干预。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没有给自己订出要实现的目标，而欧洲进行的货币作在不久以后将要实现的目标是统一使用欧元。亚洲（或者说亚洲的一部分地区）；需要的显然是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尽管这种合作还达到该地区国家间在贸易上相互依赖的地步，但这种货币合作最终是能够具体实现的。

目前的事态还显示出亚洲国家有一个强烈的要求，那就是希望在货币和金融方面实现多样化。现在，美元已压倒日元成为亚洲的货币。但美元的升值，鉴于它对竞争力造成的许多限制，使得它作为挂钩货币的吸引力不如以前了，而且它的反复无常仍会使各类投资者感到不安。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深圳）傅诒辉博士认为：

美国《商业周刊》驻东南亚各国记者认为：

在7月2日促使泰珠被迫贬值18％后，货币投机商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其汇率与美元挂钩的邻近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相继下跌，并可能会进一步贬值。下一个有可能轮到新加坡元，特别是因为该国经济尚未从去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新加坡股市今年已经下跌了16％。香港贝斯腾亚洲公司经济师约翰·西尔警告说：“人人都有危险。”

亚洲的灾难是5年来震撼了全球货币市场的竞争性贬值当中最新的一场。

东南亚的情况比其它地区要严重。该地区的确有一大长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像拉美人一样，亚洲人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像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日本人一样，亚洲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麦克格劳一希尔公司亚洲经济学家奥罗拉说，亚洲人还被迫“对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持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恢复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才能重新获得信誉。各国必须对从资金市场到产业规划的一切都进行改革，才能避免殃及邻国的进一步货币贬值。

然而目前，明确的对策是依靠贬值的货币来实现出口增长。亚洲的货币灾难对取得了多年惊人增长的一个由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的根基是一个考验。但是，由于十多年来大量出口半导体等货物，决策者们和货币市场被冲昏了头脑，没有认识到东南亚人用来经济增长的体系的缺陷。这包括倒闭的银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工厂过多和中国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中国制造商在其比价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帮助下，正在把东南亚的服装、电器和电信设备生产者挤走。与此同时，在钢铁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中，小虎们与韩国和前苏联国家遇到困难。

在全东南亚，经济回升和将被银行系统的薄弱所掣肘。除非决策者们迅速制订方法来实现银行呆帐的证券化并摆脱这种负担，否则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到头来不得不把不多的财力用于紧急财政援助。银行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新创建企业贷款的能力将会减弱。

这场危机还迫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采取现实态度。它们将必须开发金融市场，以便于银行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并使各公司实现外汇储备多国此。麦希公司的奥罗拉说，更重要的是，领导人们必须“找到新途径来到给其经注入活力，鉴于劳动力和资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廉价”。

美林证券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东南亚地区货币危机爆发后，预计受影响地区的货币兑美元平均贬值达两成。该行亦因此调低对区内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约2.5至3个百分点，估计平均仅有5%的增长。

摩根银行的地区经济学家伯恩哈德·埃施魏勒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明年的增长率将大大降低，而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将大大高于投资银行6月底的预测。泰国的经济调整将是最严厉的，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预料也会比早先的预测低一到两个百分点。为保护脆弱货币不让它们继续大幅度下跌，东南亚国家普遍提高的利率已降低了他们的进口、投资和消费，也使股市受到影响，这种情况还可能引起经济进一步减速。 虽然货值下跌可能为这个地区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强劲回升奠定基础，但从短期看，这种情况会破坏投资商和企业的信心。

设在香港的亚洲戈德曼·萨克斯经济研究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预料亚洲货币市场的动荡至少会再持续三个月，会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减慢。

另一家公司的估计更可怕，并预料这个地区的货币动荡要至1999年才能结束。

英国威斯敏斯特银行下属的投资银行说，到1998年下半年新加坡元、马来西亚零吉特和印尼盾就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菲律宾的比索和泰铢则必须分别等到1999年6、7月和1999年年底。

亨德森投资公司投资研究与策略部执行董事卡内基认为：

尽管东南亚区域的货币风暴开始平稳，但有关区域的股市还需要大约9个月的时间来解决货币危机所带来的问题。东南亚的汇率很低，并不算是一件坏事，因为区域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已相对增加了。地震算是结束了，但是还是有好些余震。因此，区域货币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跌。货币（新加坡除外）合理的跌幅平均应该在35％的水平。货币危机之后，那些以美元贷款的公司将面对很多问题，因此，余震相信要延续6至9个月。随着区域国家的汇率退低，将意味著其出口的竞争力提高了。从长期来说这是好消息，短期而言则是坏消息。区域股市在未来的9个月里预料将会横摆。如果区域国家能成功地处理所面对的问题，那么区域市场，尤其是吉隆坡股市在9个月后相信就会出现显著回弹。

卡内基透露，随着区域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好转，该公司将在明年重新整顿其资产组合，把数亿美元的资金转投区域市场。目前最安稳的选择是新加坡，如果马来西亚能解决其经济问题，马来西亚的回升将更加显著，至于纽约股市的走势，有关市场目前已经比估价高出 20％。该公司正逐渐减低在有关市场的投资比重。目前最看好的是欧洲市场。有关市场的经济目前正处于周期性的复苏，在经济体系方面正进行结构性的转变。欧洲现在就像从前的美国，采用盈利为导向的策略来调整经济。这将有利于欧洲股市。卡内基表示，在欧洲市场中，要数东欧最为“精彩”，尤其是俄罗斯。他说，俄罗斯的劳工成本偏低，又和欧洲联盟这个人口庞大的市场为邻，前景是非常良好的。

美林证券的一个报告认为，虽然现时的问题是由私人投资资金的流动而引起的，但投资于亚太区的外资多是较为稳定的直接投资，占五成三；波动较大的证券投资较少，仅占一成一，与墨西哥风暴时，拉丁美洲二成六为证券投资的情况不同。此外，泰国金融危机需要大约相等于其国民生产总值15％的资金来应付，这只比墨西哥略低；墨西哥比索危机须要20％。

东亚经济曾经是第三世界经济的楷模，是国内资金缺乏，但又要快速 发展经济的国家争相效尤的典范。

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再次对东南亚国家发展的模式进行审视。如何在大量利用外资的条件下，保持国内利率和汇率的稳定是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本国经济的一个不容逾越的问题。国际舆论认为，不管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墨西哥“龙舌兰酒效应”是怎样的不同，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同样面临着双重困难：在吸引外资的条件下，如何使本国经济保持活跃并维持相对低的利率水平，以及如何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伦敦独立战略研究所的经济战略专家指出，亚洲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要从下列两个方面来看，即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和外国资本。亚洲经济增长受到经常项目赤字的制约，也受到肆意挥霍过于低息的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的惩罚。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无论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是缅甸与泰国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为了扶持国内问题成堆的银行，为了弥补国内的贸易逆差，为了扩大投资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然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一利必有一弊。那些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或投机者时时在警惕着国内国际的金融形势，稍有不测便会闻风而动，扰乱国内金融市场。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

以泰国铢暴跌为开端发生的货币动荡，使开始趋于回升的亚洲经济的前景又出现了不明朗的局面。泰国14日大幅度下调了增长率的估计值。此外，香港、新加坡等的出口速度明显放慢。依赖区域内贸易的程度很大，因此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使人担心会影响整个亚洲经济的回升。

菲律宾的出口形势良好，1－3月的增长率创造了5％的纪录，但是与泰国一样，房地产的行情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形势，再加上为了保护本国货币比索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将直接打击国内经济。当地的证券公司人士说：“高利率政策如果长期坚持下去，势必会对设备投资和企业筹措资金产生影响。”

继泰国和菲律宾之后，货币动荡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估计今年经济可望增长8％左右，但是货币如果继续动荡的话，政府发展经济的计划必然会被打乱。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的出口额的38％和直接投资的37％都是面向区域内的；泰国的一位证券证券分析家说“对区域内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货币动荡对东南亚的其他地区的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台湾1－3月的经济增长率是6．8％，但是，由于发生猪传染病而给有关产业罩上了一层阴影；另外，经济增长率也由6．28％下调到6．24％。中国经济虽然很坚挺，上半年的增长率可望超过10％。但是，问题仍然堆积如山，例如国有企业的开工率下降等等。

亚洲货币的动荡对日本经济也将产生影响。东亚在日本的出口中占的比率由l990年的30％增加到了1995年的42％。日本同亚洲经济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

德意志银行在纽约的资深分析家马克·钱德拉说，许多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面临的一个压力，就是必须重新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建立起竞争势头。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特别在纺织品方面。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生产能力越来越过剩，而制造业也一直是人工费用低的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领域。 与此同时，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慢慢进入日本的轨道，它们同日本的贸易日益增加。日本与美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的这种不平衡现象会渐渐减少。日本很可能将增加在亚洲的投资和扩大对这个地区的出口，而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可能还有马来西亚，最近的货币贬值将影响到日本的地区战略。亚洲地区的货币贬值将加速日本制造商推行其把生产设施迁移到日本以外的战略。今后，日本也许用它与亚洲之间的贸易逆差来抵消它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

《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说，欧洲和美国的基金管理经理们正在将资金撤出亚洲市场，转而投资经济增长潜力比较大的拉丁美洲、东欧和中东。文章说，在过去六个月中，亚洲地区，除了香港和台湾，证券市场一路下跌，而拉丁美洲和东欧市场在此同期间则上升了20%到100%。国际资金撤离亚洲，给亚洲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影，人们更加担心泰国的经济危机是否会蔓延到周围的国家。英国投资信托基金是亚洲市场的一个主要投资来源，它在今年第一季度对亚洲证券市场的投资只占它总投资的6.8%，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个百分点；美国的一家主要投资信托基金在泰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也决定减少在亚洲市场的投资比例。到今年四月底，日本投资信托基金对亚洲证券市场的投资未收回的金额达为3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5%；此外，日本大公司虽然没有宣布撤离东南亚，但其投资在短期内会放缓，目前，它们会尽量利用在东南亚的设备。有消息说，日本大公司在东南亚的投资放缓情况，至少会持续一至两年，当东南亚各国恢复货币与经济稳定後，日本大公司才会投入新资金。　

一家公司驻新加坡的东亚地区首席经济师拉里·哈撒韦说：

经合组织国家库存和生产方面令人鼓舞的趋势表明，在1997年余下的时间里，将形成对亚洲出口的更高需求。尤其是，电子工业周期显得越来越有利。几乎整个东南亚，预料中的出口回升都将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提高。

最近的货币覆动最终意味着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加上海外需求的增长，将使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得控制较长时期里的经常帐户赤字。分析家们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是如此，不过程度要低一些。在整个这一地区，货币调整规模是大的是泰国，超过20％，其经济困难也最为严重。

泰国 在7月2日铢的浮动后，大多数分析家已经把对今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从早些时候的平均5％以上调到3％至4％。但是，美林投资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说，随着铢恢复稳定地位，1998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回升到6．3％。报告说：“主要动力（来自出口，其后盾是电子工业的周期性回升；货币竞争力稍有提高和工资增长放慢及结构重组。” 1996年，泰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6．4％。

新加坡电子工业部门的回升至关重要。非石油产品出口的势头强劲，加上电子工业的回升，将促进总产值的提高。 政府预测198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5．0％至7．0％。但是，分析家们总的来说很乐观，认为实际情况将接近这一范围的较高一端。均预报稳定在6．8％左右。新加坡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是7．0％。

为了实现这个经济振兴计划，泰国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结构调整。（1）改革金融机构，全面解决金融组织存在的金融资产质量问题。为了配合这一计划，泰国政府中央银行宣布中止42家有问题的银行机构，连同6月份倒闭的16家金融机构，泰国迄今为止共有58家金融机构宣布破产。国内只有15家银行和33家金融担保公司在营业。（2）成立国内金融保险机构，为国内还在正常营业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保险，以分散金融风险。（3）削减财政预算，使预算收支平衡。泰国决定1998年初步削减600亿铢预算。（4）增加财政收入，调高增值税由7%提高到10%。（5）减少政府财下补贴的范围，放开国营服务性公司的价格控制。（6）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消化有问题的金融公司。

8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日本输出入银行会同亚洲其他国家共同向泰国提供16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以帮助它渡过金融危机。现在看来这笔资金并没有立即产生效果，泰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停止，它继续对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产生影响。香港的股市、外汇市场和马来西亚的零吉继续动荡不安。据目前的资料统计，国际社会向泰国总计175亿美元的国际贷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曾向泰国提出警告，它那蓬勃的经济就快遇到麻烦。

泰国的经济曾被称为东南亚发展最块的经济，而现在即使最为乐观的预测，都预言经济恢复将是很缓慢的。泰国官方预测，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低于6％，而1995年的增长率为8．7％。从今年年初起，就有人预言泰国货币将会贬值，泰国企业界将有一批公司被淘汰。

全球经济对市场开放的回报是很迅速的，但是对那些准备不充分的市场的惩罚也同样很迅速。对开放市场半心半意以及监察不严是泰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这都是缺乏远见的政治领导人遗留下来的问题。

泰国去年的出口增长率为零，今年迄今为止经济仍处于呆滞状态，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反映出更深一层的问题一一泰国不仅面对新的竞争未能灵敏地作出反应，而且未能提供基础设施和教育来吸引新的投资。

泰国是怎么陷入这一困境的呢？

新加坡一家地区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尼尔·萨克尔认为，这都是“荒唐的货币”造成的：在90年代中期，正当出口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低息的外国资本涌入泰国，其中大部分是短期资金。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形成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泰国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

泰国从1992年开始放宽限制，允许国内投资者通过曼谷国际银行获取低息的外国资金。但是它犯了个错误，那就是让泰国铢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泰国人对货币贬值问题根本不关心，轻率地大量借钱，没有采取任何预防风险措施。经济学家斯科特·克里斯坦森说，这个教训是：“不能将放开货币比值与非自由汇兑控制混在一起。”

流入泰国的美元利率大大低于国内银行提供的美元利率。1992年泰国的外债为200亿美元，但到1995年底增加到了750亿美元，目前达890亿美元（其中约半数是欠日本银行）。

就连猜瓦利总理都承认，肆意借贷是产生这场危机的根源。他对记者说：“在过去10年中，我们一直在挥霍借来的钱。我们欠了很多债，我们只有精明地、正确地使用这笔钱，才能减少债务”。

然而，流入泰国的这些资金，只有极少几个领域能够让这些投资产生效益。其结果是：资产膨胀，尤其是房地产。

与公众的想法相违背的是，这些资金并没有完全用于房地产投资。当贷款利率陡然下降时，人们对许多收益很差的行业投入了资金。在泰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股票的收益率从1990年的26．6％下降到1996年的7.7％。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资本投向了贪得无厌的钢铁业和化工业。

泰国这场危机的结局将会如何呢？政府面临货币贬值或紧缩经济的选择，政府选择了后者，它采取限制货币商获得泰国铢的措施来保持高利率，对货币实行有效控制。

由于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逆差已达6至7亿美元，因此这种战略带有造成储备大量减少的风险：政府必须保持足够的支出才能让铢的下跌速度不超过政府希望的速度。今年3月份的官方数字表明，外汇储备比一年前下降了8亿美元，现在为373亿美元一一这个数字并没有反映出据估计政府为了保护铢在过去几个星期中支出的20亿美元。

泰国公司出现的资本净流出和股本收益下降问题，进一步加深了人们认为经济状况不佳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反过来又对铢的贬值施加了压力。但是铢的贬值有可能使许多全部依靠外国低息贷款的公司倒闭。

进一步放松控制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个体制的清偿能力。许多分析家认为，泰国政府应该迅速放宽对外国人在金融和房地产业中所有权的限制。

根据设想的最佳情况，恢复出口能力或许会挽救这一切。事实上，出口增长大概是政府唯一能够对外宣布的好消息。不过，单单是出口增长并不能解决危机。萨克尔说：“经济增长的幅度在提高，但是房地产业留下的后遗症还会延续好几年。”

泰国公司面临的选择是技术升级或是将公司业务迁至成本低的国家。泰国迫切需要工程师和经营人员，但是它的教育机构只能满足每年对这些人员的需求额的40％。

教育跟不上并不是唯一制约泰国出口的问题。阻碍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泰国海关。这个机构不仅条例过时、手续繁琐，而且还有各外国公司深为关注的腐败问题。

索罗斯和其他一些大投资者悄然地频繁进出泰铢市场，自今年2月份以来一直对铢发起进攻。

从4月下旬起，以美国避险基金为主的巨额国际游资就大量抛出泰铢，买入美元。据说单单索罗斯就持有４０亿美元的泰铢淡仓。而泰国中央银行仅仅在汇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进行干预。这时，泰国货币铢的对外价值已从1美元兑换24．5铢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换29铢。

当然，关于索罗斯对于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作用，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却认定是索罗斯等人在暗地使法。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数次大骂索罗斯，并呼吁本区域各国联手以颠覆罪加以论处。印尼外长阿拉达斯针对美国人的说法辨解道，要谈论良好经济基础，东南亚国家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尼等，近来年的经济都有优越的表现，各方面的基础也稳固，为何会同时面对货币被冲击的问题，若根据经济因素，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是不应该出现如此不寻常的剧烈波动；实际情况却相反，不负责任的投机客冲击东南亚货币，尤其是在东南亚决定让缅甸正式加盟的时刻发生，索罗斯对后者是心存敌意的，这之间难道存有很大巧合？

面对每况愈下的局面，泰国政府自今年初以来致力进行许多重大的改革，包括泰国总理宣布政府将在新的财务年度中减少财政支出，搁置多项军备采购案以及要求金融业提高资本额，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等。但这些措施似乎并未抓住根本，情况在进一步恶化，。

5月中旬开始出现投资者纷纷抛售泰铢、买进美元的风波。为了避免眼看要发生的货币贬值和“消灭”投机者，泰国中央银行不惜血本，仅在5月份就抛出了约40亿美元，以挽救市道，这相当于泰国外汇储备的将近1／9。可这是徒劳的。在曼谷的一家德国银行的代表说：“放开汇率是不可避免的，是早就该发生的事情”。

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取代现行的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当天泰国铢应声下跌20%。在泰铢大幅贬值的金融恐慌之时，平民百姓为了保值目的，纷纷将银行存款取出，购买黄金。7月11日，泰铢在菲律宾比索大幅贬值的连锁反映下，又继续下跌。到7月16日新加坡的外汇市场上，泰国铢与美元的比价为：29.85泰铢兑1美元。

泰国黄金在7月2日的那一周暴涨7.2%。曼谷的黄金价格由7月1日的每条（15.2克）4150泰几天之内狂升至4450泰铢。分析家们指出，黄金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浮动汇率下的泰铢贬值。而国际黄金市场由于澳大利亚7月3日国家银行宣布大量抛售黄金储备，跌至12年来的最低点。对泰国百姓来说，国内外黄金价格逆向走势不知是福还是祸。

泰国金融崩溃的导火线是房地产业的投机。5月中旬，在房地产业投资了大量资金的金融机构就发现，他们的利润要比预期的下降。据法国《解放报》的统计，泰国的金融机构近几年在房地产业的投资已达2300亿法郎，无力偿还的贷款总额达700亿法郎。在近60万平方米的办公楼中有近一半无人问津。 那些在房地产业投资的国内外投资商们，无法按时收回他们的资金，从国际金融市场中借来的资金也因此无法如期归还。他们紧张而侥幸的心情一直保持到泰铢的危机爆发。

泰国金融危机象瘟疫一样传染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南美国家。

泰国金融危机首先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及马来西亚的货币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菲律宾比索在投机商的压力下频频退低，于7月11日，菲律宾央行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的范围内与美元兑换，事实上同泰国一样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当天比索暴跌至29.45比索兑1美元，跌幅达11.5%，创4年来的最高跌幅。一星期后，比索的下跌幅度依然在11%的水平上。

在7月11日的同一天，缅甸缅元也受到打击，从160缅元兑1美元下降到240缅元兑1美元。

7月11日受泰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马来西亚货币零吉当天以2.5047兑1美元收市。7月14日零吉以2.5350兑1美元收市。在此期间，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干预。马来西来亚代总理易卜拉欣和财政部长安瓦尔表示马来西亚将决心维护零吉的稳定。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也于11日决定将银行利率从前一天的9%上调至50%，以抑制猖厥的市场投机，阻止零吉的进一步贬值。以上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维护零吉2.550兑1美元的心理关口。

7月14日，印度尼西亚当局宣布，放弃维持其货币与美元之间比价的努力，今后，盾与美元的比价将由市场来决定。印度尼西亚为了支持盾已经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在听任比价波动的决定发布后，盾对美元的比价立即从2680盾兑换1美元跃至2800盾兑换1美元，而在泰国铢贬值之前，这一比价为2450：1。这就是说，从7月2日以来，印度尼西亚的盾大约贬值了14％。

在7月21日到25日的一周里，泰国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动荡。泰国央行入市干预，却毫无用处。到周末，泰铢已跌至今年的最低点32.7泰铢兑1美元的历史位，跌幅达21.5%

在同一周，马来西亚的零吉也下跌到1美元兑2.6530零吉，为马来西来38个月来的最低汇率。

新加坡元亦随之下跌而至于1美元兑1.47元，为32个月的历史低位。

稍后一些时侯，香港的外汇市场受到冲击。一些大投机商开始大手买进港币期货以期出现抛空现货港币的机会。香港货币当局采取措施，大力干预市场，在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以7.71%的利率水平卖出1月期港币期货。这一利率水平高出6.56%的市场水平。将港币基本维持在7.74的水平上。然而群魔环伺，凶吉难卜。

波兰货币兹罗提也受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紧接着金融危机又袭击了台湾省、南韩和希腊。

当这场风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积极干预和援助下稍稍喘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舆论亦认为风暴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已过，8月下旬，狂风骤雨又突然再度袭来。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再次急挫：马来西亚货币零吉的比价在8月25日到8月29日一周内下降了5%，下跌到历史最低点：2.932零吉兑1美元；泰国铢、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以及通常坚挺的新加坡元都在零吉之后相继下跌；泰国铢再创新低，报34.15铢兑1美元；印尼盾最低时降至3070盾兑1美元；菲律宾比索下降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为30.45比索兑1美元；新加坡元降为1.5185新加坡元兑1美元。

受货币汇率下跌风暴的影响，东南亚股市更是狂泻不止：菲律宾股市跌幅惊人，8月28日一日创下10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9.28%，差点2000点不保；印尼股市飞流直下，一举跌破500点大关，8月29日报收493 .96点，当日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6.86%；泰国股市和马来西亚股市也均创下新低，8月29日分别报收502.23点和804.40点；香港股市8月28日、29日连续两日暴跌，累计跌幅达1397 点。

在泰国金融危机暴发时，日本这一亚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企图平息这场危害亚洲经济发展的灾难。日本当局决定立即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泰国铢的稳定。东京称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再度出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

在泰国之后，日本几乎对于受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都送去了10亿美金。

《日本经济新闻》7月19日报道说，泰国财政部长赴日本访问，以谋求日本方面向泰国提供资金援助以帮助它渡过这个金融困难时期。日泰财长对帮助泰国渡过这个危机提出了一揽子计划，其主要措施为三个：第一个措施是日泰联合行动买进泰铢，以干预泰铢的进一步下跌。第二个措施是日本银行继续向泰国中央银行提供贷款，日本将向泰国发放400亿美元的贷款。第三个措施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日本输出入银行等金融组织提供金融援助。日本劝说亚洲开发银行参与这一行动。在日本的影响下，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中国也参与了此次拯救行动。

如此关切！但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年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正在慢慢进入日本的轨道，它们同日本的贸易日益增加。日本与美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的这种不平衡现象会渐渐减少。日本很可能将增加在亚洲的投资和扩大对这个地区的出口，而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今后，日本也许用它与亚洲之间的贸易逆差来抵消它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可能还有马来西亚的货币贬值必将影响到日本的地区战略。这也许是一种解释。

而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泰国大多数冒有风险的投资商们并不是把他们的存款投入新兴市场公共基金的那些美国人（比如向墨西哥投资的那些人），而是日本银行。依赖出口的日本（比美国依赖出口的程度要大得多）对让较小的亚洲国家通过货币贬值获得具有竞争力的贸易优势地位感到不安。

在这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的贷款为零，而这一次泰国打算充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短期临时贷款安排，筹措必要的储备金以确局势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不断提高救援金额，到本书截稿时为止，金额数已达到172亿美元。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援助国自1995年为墨西哥融资将近400亿美元以来，对单一国家所提供的最庞大贷款计划（美国这回未承诺援助，但它将通过参与该基金组织的职务来支持这个拯救计划），其中，除了货币基金组织和日本各承诺贷款40亿美元外，澳洲、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也各承诺贷款10亿美元，韩国和印尼将各提供5亿美元贷款，中国同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可能提供总共30亿美元的贷款。

泰国向世界银行申请的贷款额亦达到1500亿美元。

东南亚国家采取的第二个重要措施，是整顿金融体系，建立银行风险防范机制，避免金融业出现新的问题而影响经济发展。泰国政府于８月５日宣布，它将关闭４２家有问题的金融公司，并建立银行储备金保险项目。前几年，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房地产业盲目发展，供过于求，呆帐严重，给金融业带来了巨大风险。根据这一教训，东南亚国家目前都明确规定，银行给某一行业的贷款不能超过贷款总额的２０％。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开始改革国内的金融体制以适应新的金融形势。韩国也开始了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

二个多月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翻云覆雨，起起落落，这场风波何时了结，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到现在为止，货币市场和股市的回稳、腾升至少有三次了，但接下来的是更深的跌落和更大的震荡。恐怕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我们对于暂时的回稳和没有把握的飚升，都应该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脆弱多变的市场。

8月21日，即东南亚市场第二次回稳后，新加坡研究公司标准与普尔一名分析员，在其操盘战术性文章中表现出了这种态度：

对于东南亚发生的这场金融风波来说，真正平息下来，还须假以时日，尚需要解决更深层次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认识到。

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被世界誉为“东亚奇迹”。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东亚经济近年来高速增长时积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的一个爆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挑战。

事实上，近年来东亚经济的增长幅度明显地放慢了。从1995年起，中国香港和台湾省经济相继步入了调整时期，GDP的增长速度大为减缓。从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港经济在1997年并无强劲回升。

南韩的经济在经历了94年和95年两年的高速增长后，由于出口支持乏力，设备投资不足，今年的增长幅度要大大放缓，预计要在1997年后才能有明显的复苏。

日本的经济受大量的金融呆帐制约，而且近来被野村和山一等公司的金融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因此日本经济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零增长了几年，今年的经济也只能见到复苏的迹象，不可能有强劲的反弹。

泰国的经济增长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一样，从1994年起就出现后劲乏力的迹象。泰国国内的私人消费按现价计算1996年比1995年增长了13.4%，货物和劳务的进口同比增长了14.0%，但是货物和劳务的出口却只增长了9.2%。因此，泰国的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劳务的输出正在下降。1994年泰国的经常项目的收支就出现赤字。1995年泰国的外贸平衡出现100.7亿美元的赤字，1996年为139.2亿美元的赤字，增长38.2%。

亚洲金融市场专家指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形势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东南亚国家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同时也可以提高国内储蓄的利用效率。东南亚国家对外国资本的长期过分依赖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都是以各种方式钉住美元，泰国也不例外。但是泰国长期以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使得泰铢很难保持与美元的比率。东南亚国家要么提高本国利率以吸引外国资本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要么任其本国货币贬值。

主动让本国货币贬值、降低国内利率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成功的办法。韩国、印尼和菲律宾这样做了，他们成功了。他们的经济得以重新活跃起来，而泰国不这样做则吃了苦头。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它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1994年，包括在网络内的基金会大约花费了3亿美元，1995年为3.5亿美元，而1996年为3.62亿美元。预计1997年将维持在同样的水平上。

除了有关东欧和前苏联在政治和经济变化方面的论文之外，索罗斯是《财务的炼金术》的作者，该书由Simon & Schuster于1987年出版，1994年由John Wiley & Sons再版；《苏维埃体系的开放》1990年由Weidenfeld & Nicholson出版；《民主政治的保险业》1991年由自由出版社出版。索罗斯最新的书《停留在转弯之前》是由John Wiley & Sons于1995年9月出版。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 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由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创建和提供资金的许多非盈利性基金会和机构，现已联合在一个非正式的网络中，即称为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这个网络实质上是由具有自主权的所谓“国家基金会”的机构所组成的一个集团。它在31个国家中进行工作，遍及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及美国。目前正计划在南非地区的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马拉维、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建立9个新的基金会。所有这些基金会分担共同的任务去支持开放社会的发展。为达此目标，他们操作和支持了有关教育、文明社会、独立媒体、国际电脑网络和电子函件通信、出版、人权、艺术和文化，以及社会、法律和经济改革方面的一系列计划和倡议。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

开放社会研究所有哪些项目？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项目分成三个主要类型：针对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项目；针对美国的项目；以及针对世界其它地区的项目。

在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范围内，针对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许多项目常称为“网络项目”。网络项目是由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或基金会之一，致力于网络中2个或更多个基金会重要的共同发布。

以纽约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艺术和文化项目，东方项目，儿童和青年项目，英语项目，国际电脑互联网项目，医学和健康项目，妇女项目。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宪法和立法政策研究所，教育项目支持单元，高等教育支持项目，图书馆项目，媒体项目，开放社会档案，出版中心，以及奖学金项目。

以美国为基地的项目是国际性的，它包括缅甸计划，中部欧亚计划，强制移民计划，地雷计划和索罗斯文件基金。

针对美国的项目包括犯罪问题中心，公众与文化；帮助合法移民的Emma Lazarus基金；Lindesmith中心，它是一个毒品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有关死亡问题的题目；开放社会联谊会项目；以及针对竞选运动财务改革，教育改革，生育权利，青少年怀孕，青年发展，法律行业中的道德标准，医学和新闻业等这些领域的项目。

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

不稳定性

德国《图片报》发表“今日焦点人物”文章言：

一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此人就是66岁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这个国家是泰国，它的货币是铢。

现在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演呢？像这样的人是怎样作好准备来冲击泰铢这样的货币呢？他如何从铢中获得几十亿利润呢？他需要耐心、许多钱（索罗斯可操纵150亿马克基金）和一次经济危机（就像泰国现在的危机）。

他在泰国故伎重演

泰国这头小老虎受了伤。此时“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出动了。他的做法非常简单：他只是散布谣言。他的话对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就是金科玉律，谣言在全世界不胫而走。

6月27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这就是对铢宣判了死刑。现在全世界投机家就知道这一点：卖掉铢，卖掉泰国股票。”

而泰国政府却无能为力。最后的出路是：它在7月2日放开泰铢的汇价（过去是同美元挂钩），其后果是自由下落。一美元可以买30泰铢（此前是近20铢）。”

索罗斯现在等待泰国铢落到最低点，然后便大量买进泰铢和泰国股票。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都在等待索罗斯发出信号。他一购买，大家都跟着购买，泰铢和股票也跟着上涨。行市上升，交易所的交易赢利便滚滚流入他的私囊。他不顾交易所投机家的大忌而同中央银行对抗，并且又一次得手。

股市天才、业余哲学家和慈善家

“下一次金融危机肯定会到来。问题只在于什么时间。”这是乔治·索罗斯不久前在纽约宣布的。对于他自己以数以十亿计的资金作赌注来对付泰国铢，从而会给危机火上加油，他却保持沉默。索罗斯量子基金会的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上周泰国中央银行宣告屈服之后承认：“我们赢利了。”

索罗斯闻名于世是在1992年，当时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向这位匈牙利人俯首称臣。通过货币投机，索罗斯在使他的投资者的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为自己聚集了25亿美元以上的私人财产。索罗斯正慷慨地把这些钱花出去。他是美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地设立的基金会即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全世界有50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1000人。

这位1930年出生的大投机家早在1989年就已经从日常交易中抽身引退。只有在采取向英镑或泰国铢进攻这样的大行动时，索罗斯才积极参与。在这种行动中，没有人愿意放弃利用这位老人的辨别力。

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

尽管完全有财力享受世界上每一种奢华，但乔治·索罗斯对此却很少有兴趣，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如果对某个慈善项目感兴趣，索罗斯就会慷慨地向其提供资助，为此他可以在一天之内掏出1亿美元。只有一件事索罗斯是一个子儿也不掏的：有关犹太人的项目；“我保持中立。”这位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说。

索罗斯最想拯救整个世界。这位金融投机商承认，他有时把自己视作一个神。无论如何，这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所做的善事是不容抹杀的。例如，他捐献了50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波黑采取援助措施和在萨拉热窝建造一个紧急供水系统。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中接近1／3的人的年薪。

“未能实现当哲学家的抱负”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一个“未能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如果读了他最近就全球化问题发表的长篇大论，你也定会得出同样的印象。按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史蒂夫·汉克的说法，他以此证明了“一个清楚的头脑和大量的金钱并不是必然一起出现的”。

索罗斯自己也认为他离精神错乱并不太远。他的祖父就是偏执狂。他偶尔也幻想自己会发疯。对个人健康的担心使他开始追寻人生的意义，为此他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摩根一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当然，这并不能保证这位金融界的杂技演员偶尔也会失误。例如，在1994年对日元的投机活动中他在一天之内就损失了6亿美元，对此他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乔治·索罗斯在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得到英格兰银行的原谅。1992年他投下巨额赌注与英镑较量，结果严重损害了英国为防止货币贬值和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所作的努力。

乔治× 索罗斯统率“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在二十年中创造出三百倍的回报，被喻为全球最佳的基金经理。

量子基金在1969年推出时还只是一个资本额仅400万美元的基金，此时命名为双鹰基金（Double Eagle Fund）。1973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在这短短的五年间，资产值已增至1200万美元。1978年索罗斯又把以自由名字命名的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以之命名，要追求的是基金的增长速度足以美物理学中的量子。至1981年9月，基金资产已达1亿美元，至今更激增至20亿美元。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已使量子基金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投资实体之一。如果1969投资1000美元，并把红利再投资的话，今天的价值将远额200万美元。

量子基金就其资产规模而言，在美国现有4000多家共同基金拥有2亿余亿资产的状况下算不上什么，但它上述的增长业绩都是颇为令人惊叹的。并且，它的运作同普通的资本组合比较起来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一是善于充分利用杠杆原理，但很少认购期权，而是巧妙利用借贷和抵押，购入证券以购取最大的收益；二是投资于很多不同类型及风险的资产。既投资于货币，投资于别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和期权等。最近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基金，叫“量子工业资产”，专门从事工业投资，购买企业的实际拥有权或部分拥有权。但不太涉足于风险高，回报亦高的衍生金融工具；三是在这些不同的资产类型中既做空头也做多头；四是在侧重于大量使用财务杠杆的基础上，购买短期证券，以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有较强的投机性。索罗斯认为短期证券比长期证券的业绩要好得多；五是在与投资者的关系方面，它是一种业绩基金，即基金管理人员所得的报酬是与盈利成正式的，而不是按照后者所管理的基金规模而定的。并且，在基金中有管理人员的资金，索罗斯本人就是基金的重要持股者。他们把按基金业绩所得的酬金再投资于基金。这样，基金存在的时间越久越成功，基金管理人员在其中所拥有的份额也越大。他们可说是与基金同甘苦、共命运，在持股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有一种利益的同一性。

除了这些基本特点之外，索罗斯还把基金定位为利用大趋势，即配合市场走势搞宏观投资。实际上其大部分钱也是在宏观投资中赚来的。这其实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投资策略。首先是确定市场当时的宏观走势，然后选出股票、债券或其它类别，最后在所选的投资类别中再选中要投资的项目，如股票、债券、货币或期权等。这相当于三度的资产分配，有时候能够把其资产的1005以按其宏观投资观点来配置，效率很高。

索罗斯对市场趋势之所以有如此神奇的把握能力并在投资界取得骄人成绩，是与其喜欢分析思考的性格有关的。他是一位祖籍匈牙利的犹太人，继承了犹太人既善于经商又长于哲学思维的禀赋。在分十七岁那年，因纳粹德国入侵而前往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经济学。令人惊叹的是，虽然他现在成为金融界的巨匠之一，却并没有正式接受过财务学的训练。他在长期的实践操作中感到在经济学院的所学与现实世界太远，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框架。在他迄今为止出版的四本著作中，他向世人表述了他独特的认识感悟。

索罗斯认为我们对身处的世界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他不同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人对市场有完全认知的能力。我们身处的世界每一刻都在变化，无人可以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有完全的认知。因此他也不相信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近20年来有长足发展的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一些方法，而竭力去寻找那些非均衡状态，认为这种状态发出了促使他采取行动的信号，并觉得当我们要通过对客观环境的认知而作出任何决定时，那实际上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的行为是会影响环境，但环境亦同时会影响我们的认识和行为。这就是乔治× 索罗斯所谓的反射理论的出发点。他指出，现实反映了人们的想法，人类行为都会改变客观环境，是基于人对现实环境的理解而作出的决定，索罗斯称之为参与作用，那是和一种主动的行为。这两种作用相反地运行，又相互地影响，而每一个作用的产生，都需要一个对立的因素，当环境与人产生第一个影响时，其它连锁反应亦会陆续发生，因此统称为“反射作用”。

索罗斯把他的这种哲学思想应用于对投资市场的认识。他认为股票的价格及市场的趋势均会产生反射作用，就算基本因素没有任何变化。当在，如果基本因素没改变，市场又会很快地纠正过来。

股票市场一向认为股价是股票本身价值的反映，从而股价与股票的价值有直接的关系。索罗斯就认为其中的关系是一种微妙的反射关系。他认为投资者通常对股票市场及股票的认可均会有所偏差，而且市场本身亦具有某种程度的预测（Predictive）或估计（Anticipative）的能力。索罗斯认为者的偏差会造成种种反射作用，并会与投资者所身处的市场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由于投资者仅是市场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决定又会影响市场，这样，索罗斯就以市场的偏差代替投资者的偏差。这种偏差实际上就是指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者的判断，它会直接影响到股介的走势。看好的市场偏差，将会使股价上扬，看淡的偏差，便会使股价下跌。

不过，在索罗斯的理论中还包括另一个因素，即市场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论是否为投资者所察觉，均能影响股价。但是，这种趋势的影响力有大有小，亦会受投资者偏差的影响。因此，股价的走势是由市场的偏差及市和场的趋势两者相互影响而决定的。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方式就是反射理论所谓的被动式的认知作用及主动式的参与作用的过程。这就是市场的趋势影响了投资者，此为认知的影响，是被动的。当投资者通过对市场的参与而影响了市场，便是主动作用。这样一来，股票的波动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市场的偏差及市场的趋势。

因此，股价其实就是由市场趋势及市场偏差的反射作用所影响的，但同时两者却又受股价的影响。这三者均能加强其它两者的影响力，当它们向同一方向加强时，或在此后又往另一方面发展时，它们的形态就是常说的盛或衰（Boom-bust）。

索罗斯把股价加强市场的走势称为自我加强走势（Self-reinforcing），反之则称为自我调整（Self-corrcting）过程。同样，市场趋势和市场偏差也会以自我加强或自我调整的形态表现出来。当市场趋势被加强时，市场的预测与实际股价的分歧将会扩大，如果相反，就会自我调整，将分歧缩小。这些现象就称为股票市场的上升或下调。如果市场偏差令股份向上游动，这是正面的偏差；如果下浮，则为负面的偏差。索罗斯指出，市场的趋势可以令市场的偏差进一步加速或令其调整。

法国《论坛报》报道，索罗斯从俄罗斯到阿根廷四面出击。

匈牙利裔美国人乔治·索罗斯是金融家（索罗斯量子基金会）、投机者（l992年“同英镑摔跤者”）和慈善家（开放社会研究所），现在他使世界各地都在谈论他。两个星期前他谴责东盟接纳实行独裁政治的缅甸为成员国，从而引起了种种议论。

实际上，现在乔治·索罗斯更感兴趣的是俄罗斯。他在7月29日证实了俄罗斯报界的消息。这些消息说，他向俄罗斯电信投资公司投资了9．8亿美元（约61．5亿法郎）。这家公司是穆斯特财团的成员，它以18．7亿美元赢得了拍卖，获得了穆斯特财团25％的股份。

索罗斯可能还准备在俄罗斯石油领域投资。俄罗斯的《今日报》说，他可能将向莫斯科出10亿美元以控制俄罗斯石油公司，这是俄罗斯第九大石油公司，目前它仍属国家所有。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今年度二百大亿万富豪排行榜，有两位是完全凭靠纵横国际金融市场致富的美国投资大家，一位是名列第二的沃伦·巴菲特，一位则是名列第131的乔冶·索罗斯。这两人在国际金融圈都是赫赫有名，然而他们的投资策略却是南辕北辙。

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可归纳为四大步骤：一、不要理会股市每天的起伏。巴菲特认为股市的存在只是提供大家一个投资活动场所，而受到投资活动的影响，股市行情自然会有起伏。然而投资人不应随着股市行情起舞，而应先有万全的准备，彻底了解自己所要投资的目标，并坚信自己能够打败股市指数的变动。二、不要过度担心经济情势的变化。巴菲特认为没有人能够预测经济情势未来的变化，而因应经济景气变化所做的投资决定往往会在下一波经济景气中变成错误的抉择，因此投资人所应做的是选择在任何经济情势下都有获利空间的企业。三、买下公司，而不是股票。巴菲特认为投资必须能够看得长，想得远。买下一只股票，也就等于是拥有一家公司部分的所有权，而这家公司未来的任何获利有部分是归你所有。四、管理企业的投资组合。他认为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拥有企业，让这些企业为其创造财富。

被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视为超级大作手的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他的发迹是先着1969年与另一位投资专家吉姆·罗杰斯联手成立的量子基金。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平均每年的投资报酬率高达35％，而且只有在1981年出现过赔钱的纪录。索罗斯的投资理论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市场行情则是涨久必跌，跌久必涨，他只要能够掌握到其中的契机与矛盾，在国际金融市场就可无往不利，这也就是他著名的“错误理论”“大起大落理论”。而他最著名的战绩是他在1992年利用欧盟各国之间在迈向统一大业之途中的矛盾，大力放空意大利里拉与英镑等相对弱势货币，造成欧洲汇率危机，进而迫使里拉与英镑相继脱离欧洲货币机制。当然，他也自其中大捞一票。索罗斯在国际间建立有庞大的人际关系网洛。他通过投资与慈善活动与各国政要建立良好关系，然后利用这些关系获得由其他一般管道无从得知的消息，在市场上进行炒作。而国际金融界有些人士也因此指责索罗斯所从事的根本就是内线交易。

《南华早报》方思涌评马哈迪尔骂索罗斯一事：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不稳，索罗斯是否罪魁祸首，目前还难以断定；但货币投机是防不胜防的活动，有关国家必须妥善管理本身的财经制度，才能使投机者无机可趁。在最近这阵东南亚货币危机声中，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多次抨击著名货币炒家索罗斯。开始时是旁敲侧击，后来是指名道姓，直指他破坏各国的经济。最强烈的一次抨击是在8月的一个星期六。马哈迪医生说，索罗斯一面声称要维护人权，一方面却使整个区域国家的经济受到破坏。他还说，“我们努力了三、四十年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才能达到今日的水平，突然却有人挟著数十亿美元，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摧毁了我们的成果”。以一国首相之尊，马哈迪医生一再对一个有头面的人物痛加斥责，这可显出可爱的性格。由此也可看出，这次的货币危机对有关国家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在马哈迪医生投下重磅的攻击之前，其他受害的国家如泰国也曾几次指认索罗斯是这次投机活动的罪魁祸首。虽然索罗斯矢口否认有这回事，甚至美国政府也替他辩护，他这么成为千夫所指，要说完全和这类活动毫无干涉，似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尤其是他在过去已有前科，在1992年的英镑事件和1994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中，他都插有一手。

索罗斯这么一挨骂，在本地区的名气骤然大起来了。我说是本地区，那是因为他在西方世界本来就是来头不小的人物，只是因为他这次“眷顾”到本地区来，才格外引起我们的注意。特别是马哈迪医生提到他既要维护人权，又破坏其他国家经济，更令人对他的双重面目感到兴趣。　

其实，只要开启网际网络，就可找到许多有关索罗斯的资料。我这里先抄出一段有关他的生平，“索罗斯在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47年移居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他到美国。自此通过他自己设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基金累积大量的财富”。后面的一部分则叙述这个有犹太血统的金融家在求学期间深受哲学家卡尔．波珀的影响。因此在发了财之后也变成了慈善家，鼓吹“开放社会”的思想。先后在三十几个前共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立基金。为了推展“开放社会”运动，这些基金每年拨出三、四亿美元在教育、文化和社会方面从事改革工作。　

对于什么是“开放社会”，索罗斯这么说：“开放社会”是指没有人能够垄断事实，人人都可有不同见解和利益，因此需要有某些机构出来保障人人和平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如果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也可看出，索罗斯的所谓“开放社会”，事实上是和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人权异曲同工的。因此，在索罗斯的言谈中，人权是个常见的词汇，也因为这样，索罗斯今年1月间在布达佩斯的一次演讲中，强烈批评缅甸的军人执政团是残暴的独裁者，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到缅甸投资，呼吁游客不要到缅甸去旅游。像这类社会活动，索罗斯是大张旗鼓的干，发布的资料有如汗牛充栋。可是，这些是在他腰缠万贯之后才兴起的雅兴。他的真正事业是搞投资和投机买卖，他旗下的匡特姆（Quantum）基金拥有120亿美元的资金，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交易，在过去二十多年来，表现还是同业中的佼佼者。凡是投资基金，它们的投资活动其实和投机只是一线之隔。长期把钱投在某一个地方，可说是投资；投资变成短线时，就是投机，特别是在货币市场上，两军对垒时，都是速战速决，更说不上什么投资了。这些年来，由于索罗斯已到富可敌国的地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一听到他的名字都无不特别打起精神来。索罗斯出道很早，不过，他的名字之所以响亮，则拜赐1992年和英格兰银行的一役。当时，在不足几天的时光里，英镑在他的强力出击下连连败退，一举给他带来10亿美元的盈利。过后，在墨西哥货币危机，还有这次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事件中（特别是在泰国先掀起第一波时），都有索罗斯的影子在里头。当然，不像他的慈善事业那样可到处吹嘘，资料唾手可得，索罗斯的买卖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这倒不是说他的勾当是非法的事实上，那是绝对合法的。可是，鉴于商业理由，却非要保密不可。所以，人们不仅不容易找到匡特姆基金的资料和动向，如果它在市场上有什么动静，也是等到真相大白时才让人恍然大悟。　

从最近几年历次发生的货币危机来看，这种投机活动所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以马来西亚来说，中央银行耗用了几十亿的储备，还只能使马币苦苦守在低水平。在一个星期间就跌了5%。而国内的利率却上升到双位数的水平。单是看这几个数字，就可看出大马为这场货币战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简单的说，投机者是乘人之危下手的，就像是病菌在人体虚弱时侵入体内一样。由此也可看出，马哈迪所说的是发自受害国的心声，索罗斯该不该骂，答案昭然若揭。　

当然，如果索罗斯不认帐，而且又无从证明是他干的，那就有骂错人的危险。同时，骂跑了一个索罗斯，还有许许多多小索罗斯。骂了他们或者能解气，但却无济于事，骂了之后不会吓退他们。少了一个索罗斯，只要有机可趁，其他的小索罗斯还是会出现的，也不能保证事件不会重演。　

实际上，除了抨击投机活动外，这次备受货币投机风暴打击的国家不妨也进行反思。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根本的因素消除投机者进袭的条件，不给投机者有见缝插针的机会。对此，不言而喻的，答案就是要搞好经济，而且不只是要求经济有发展，还要使它保持稳健的发展。大凡在自由经济国家里，经济和财务上一有漏洞出现，必然会给对方下手的机会。相反的，如果经济基础稳固，储备和盈余足够，金融体系健全，就像城池固若金汤，敌人见了往往也会知难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