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货币单位确定的本身就孕育着一定的矛盾。欧共体成员国的实力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变化到一定程度，就要求对各成员国货币的权数进行调整。虽规定每隔五年权数变动一次，但若未能及时发现实力的变化或者发现了未能及时发现实力的变化或者发现了未能及时调整，通过市场自发地进行调整就会使欧洲货币体系爆发危机。1992年9月中旬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发生的一场自二战后最严重的货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德国实力的增强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力量的均衡。当时德国经济实力因东西德统一而大大增强，尽管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用马克表示的份额不交，但由于马克对美元汇率升高，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相对份额也不断提高。因为欧洲货币单位是欧共体成员国商品劳务交往和资本流动的记帐单位，马克价值的变化或者说德国货币政策不仅能左右德国的宏观经济，而且对欧共体其它成员的宏观经济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而英国和意大利经济则一直不景气，增长缓慢，失业增加，他们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以降低企业借款成本，让企业增加投资，扩大就业，增加产量，并刺激居民消费以振作经济。但当时德国在东西德统一后，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政府担心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引起习惯于低通膨胀的德国人不满，爆发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通货膨胀率仅为3.5%的德国非但拒绝上次七国首脑会议要求其降息的要求，反而在92年7月把贴现率升为8.75%。这样，过高的德国利息率引起了外汇市场出现抛售英镑、里拉而抢购马克的风潮，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这是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直接原因。

当时英法政府就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而向德政府建议降低利率，但德国认为芬兰马克脱钩微不足道，拒绝了英法政府的建议，德国央行行长施莱辛格在9月11日公开宣布，德国绝不会降低利率。货币市场的投机者获得这个消息后就把投机的目标肆无忌惮地转向不断坚挺的德国马克。9月12日，欧洲货币体系内一直是软货币的意大利里拉告急，汇率一路下挫，跌到了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中里拉对马克汇率的最大下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意政府曾在7日和9日先后2次提高银行贴现率，从12%提高到15%，同时还向外汇市场抛售马克和法郎，但也未能使局外缓和。9月13日意政府不得不宣布里拉贬值，将其比价下调3.5%，而欧洲货币体系的另外10种货币将升值3.5%，这是自1987年1月12日以来欧洲货币体系比价的第一次调整。

从1992年9月15日到16日，各国央行注入上百亿英镑的资金支持英镑，但也无济于事。16日英镑与马克的比价又由前一天的1英镑等于2.78马克跌至1英镑等于2.64马克，英镑与美元的比价也跌到1英镑等于1.738美元的最低水平。在一切机关用尽之后，9月16日晚上，英国财政大臣拉蒙特宣布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并降低利息率3个百分点，17日上午又把利率降低2个百分点，恢复到原来10%的水平。

意大利里拉在13日贬值之后，仅隔了3天又一次在外汇市场上处于危机，马克对里拉的比价再次超过了重新调整后的汇率下浮的界限，意政府为了挽救里拉下跌花了价值为40万亿里拉的外汇储备终未奏效，只好宣布里拉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让其自由浮动。

欧共体财政官员召开了长达六小时的紧急会议后宣布同意英意两国暂时脱离欧洲货币体系，西班牙比赛塔贬值5%。从1987年1月到1992年9月，五年多时间内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只进行过一次调整，而在92年9月13日至16日，三天之内就进行了二次调整，可见这次欧洲货币危机的严重性。

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五国近几年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1989年和1990年甚至超过了著名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这种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系列内部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来说，198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经历的经济周期高峰造成了对东盟出口制成品的强烈需求。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本和亚洲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货币的相对升值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的大量外流，为的是寻求能提供为生产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所需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地点。从内部来说，东盟各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其目标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它们不再继续依赖农业、初级商品和进口替代工业，不再把这些方面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鼓励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国直接投资提供资金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结果，东盟国家有能力利用世界经济的有有利环境，使198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10%。

过去几年里人们时常把东南亚各国实际经济取得的迅速发展，归功于这的它们的实际经济改革计划。然而，金融改革和不断金融革新几乎总是与实际经济的改革齐头并进地完成的。由此而导致的金融业的成长。使得东盟各国能够有效地把日益增多的本国储蓄和外国流入的资金引向为这些国家有生气的实际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并起到了中间媒介的作用。

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较小程度上的菲律宾，在80年代曾进行了金融改革，其目的在于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以便为这些国家实际经济的发展筹措资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在传统上一直是比较开放的，因而继续执行鼓励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以便为两国的外向型工业化筹措资金。

印尼和泰国的金融改革

由于受到形势的压力，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80年代初期都执行了全面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造成了泰国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而1982－83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下降使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制定者对该国当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战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它们不再继续依赖农业、初级商品和进口替代工业，不再把这些方面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转而把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作为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它们鼓励制成品的出口，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进行了急剧的变革，以便刺激本国的储蓄和更有效地调动资金。第一、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允许汇率浮动，结果使泰国铢和印尼盾的币值贬值到比较实际的水平。第二、伴随着新货币制度一起实施的是目的在于促进金融发展的金融改革。利率的上限规定大多被取消；对于过去为了鼓励以资源为基础的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而采取的有选择的信贷措施进行了合理化。这就促使两国在利率方面形成了有利的环境，结果导致银行存款和市场导向的银行贷款猛增。两国政府都引入了可转让的市场票据，以鼓励货币市场的发展和促进短期借款的有效形式。这一发展同时刺激了短期流动资金的使用和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对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用。第三、采取各种财政鼓励措施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当地厂商能通过公司股本和债务的证券化来获得长期资金。因为金融的发展而导致的本国储蓄额的增长，反过来又减少了金融机构对受控制的购买和贮存政府证券的需要，并使它们可以集中力量于从事市场贷款活动。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继续不断的金融发展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金融的自由化在较早阶段便已发生，因为这两个国家（尤其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战略是比较外向型的。1973年马来西亚进行了货币改革和金融改革，取消了外汇管制条例并建立了可变汇率制度。1978年来取“自由利率制度”，允许由市场力量来决定存款利率和放款利率。l978年引进了可转让的市场票据，以推动货币市场的发展，因而到70年代末公司证券市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请参见Abidin，1986年）。然而，对未来金融的发展来说，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障碍。政府继续通过有选择的信贷政策，表现出对农业优先发展部门、初级商品和Bumiputra（土生土长）借款者的偏爱。然而，这种有选择的信贷看来并没有严重地阻碍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放款的上限规定并没有显示出严重地限制市场的运转。

菲律宾的金融改革

货币化与金融的深化

衡量金融深化速度的最常用的尺度是货币流通总量M1．M2和M3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因为所有东盟国家的都没有M3的数字，货币流通总量范围比M1/GDP宽的M2／GDP。其中可观察到许多有趣的现象。第一、用M2／GDP的增长来衡量，80年代在所有5个东盟国家的经济中都发生了金融深化现象。第二、在进行上过重大金融改革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正是大致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即泰国的1982年和印度尼西亚的l983年，M1／GDP有了迅速增长，而且泰国的比率超过了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比率。

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

调动本国储蓄来为经济增长筹资，涉及到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所起的中间媒介作用。金融中介作用扩大的一种表现是以下几种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NBPIs）。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又一次在变化的格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两个国家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者的资产增长率要比中央银行高得多，结果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有了显著的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份额稍有提高，而中央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理所当然地下降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可以归功于由于取消利率的上限规定和减少对政府证券的受控制的购买而造成的私人存款和放款的急剧增长。中央银行的资产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政府、国营企业和优先的部门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急剧减少。在马来西亚，三种类型金融机构的增长分布得比较均匀。马来西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增长势力较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若干有远见的基金计划迅速扩大的结果。在新加坡，“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MAS）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在资产方面有了较大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储备金形式的资产的迅速积累，而并不意味着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存在任何阻碍。另一方面，菲律宾中央银行的资产有了急剧增长，其在金融系统的资产中的份额急剧上升，从23．8％提高到35．8％。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连续不断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另一方面，增加对本国公共债务的受控制的购买。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导致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缓慢增长。

商业银行的私营部门存款和贷款

金融系统所起的中介作用扩大的第三个指数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和放款的增加，商业银行对私营部门来说是短期和中期可贷放资金的传统来源。

在资产额、私营部门的存款和放款增长率方面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不仅如此，私人存改款的增加还超过了资产总额的增长，这意味着向私营部门和向更为市场导向的银行业提供更多资金的一种转变。然而在菲律宾，放款的增长小于资产的增长，这表明商业银行受控制地购买了更多的政府证券。因为早在8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的银行系统已经十分发达，资产的基数十分巨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商业银行系统相对来说增长较慢是意料之中的。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增长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就产生了组织证券市场，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要。

在货币市场方面，东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货币市场根基不深，而且不太活跃。市场所使用的票据继续由银行同业的资金和短期政府证券占统治地位。然而，采用可买卖的短期政府货币票据，使得东盟各国的政府能够通过象公开市场业务这样一些货币方面的措施来实施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过行政措施或数量方面的措施来实施。

在资本市场方面，资本市场包括债务票据和股本票据两个方面。1980年以前，东盟只存在两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由于东盟各国政府宁愿通过财政预算的分配来获得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资金，所以没有鼓励二次交易的迫切要求。虽然在东盟地区长期政府证券的二次交易仍处于待开发状态，有关私人股本和借款票据的证券化已经取得惊人进展。

1988年10月和12月以来，印度尼西亚采取的金融措施已经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些金融措施包括：1、取消有关养老金、投资基金和持股公司的所得税；2、取消支付给公司投资者和有组织的集体投资者的债券最终股息和利息付款的所得税以及3、把初级市场、列入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场外交易中外国人的股票拥有权提高到49％。

泰国资本市场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为本国厂商获得更多的长期资金来源。自从1980年改革以来所采取的措施包括：①减少公司所得税和股息税，取消证券交易税；②对于为公众购买股票筹资的证券公司提供财政方面的刺激；③放松对外国投资者的外汇管制，允许他们不必事先得到泰国银行的许可，便可从证券销售的收益中汇出不超过50万美元的金额 。

到70年代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股票市场的体制结构已经处于很好的状态。到80年代后半期，由于更加出口导向的经济为马来西亚的股票市提供了动力，外国的直接投资日益增加。新加坡连续不断的金融革新，如建立SESDAQ、“CLOB国际”和与NASDAQ的联系为股票市场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两国政府决定对本国某些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逐步实行私有化，看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深化。

从1985年到1990年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市场资本总额增长了9倍；而泰国在同一时期的扩大额几乎达到21倍。在平均交易额方面，印度尼西亚上升157倍，而泰国上升40倍以上。事实上部份地因为国家的规模较大，泰国同新加坡相比现在有着较大的周转额。

储蓄和投资的比率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金融发展的相对成就能从其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中看到。例如，泰国国内储蓄总额（GDS）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5年的21％提高到1989年的31％。然而，这一比率仍然低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许是因为泰国的人均收入较低以及不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那样存在着例如退休储蓄基金计划那样的强制性储蓄的缘故。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比率也在1989年提高到30％以上，这一比率对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开始阶段来说是很典型的。菲律宾又是个例外，它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低于20％。

金融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金融深化的另一个指数是银行、保险和不动产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这一部门的相对地位在80年代有了提高，尤其是泰国和新加坡。

一般来说，储蓄有两个来源一一本国的和外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援助、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外国储蓄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外国援助与公共外债

对于新加坡来说，外国援助的流人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年份中它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从没有超过0．5％。从1988年起，马来西亚和泰国由于本国的高储蓄率和出口的迅速增长，外援的重要性消失了。从1987年起流入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援助稍有增加，而在80年代后期菲律对外援的依赖有了明显的增加。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政府在刚发生第二次石油冲击以后（1980－1983年）增加了对外的借款。印度尼西亚也在1982年石油价格下跌以后增加了对外借款。1985－1986年的经济衰退也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增加了它们对外公共债务的依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1985年的未偿还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都要比198l年高得多。然而，马来西亚和泰国金融的发展导致了本国储蓄更为有效的动用，与此同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又使出口收益大大地增加。结果，对外债的需要减少了。从1988年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清偿对外公共债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也大大地降低了。然而，印度尼西亚的外债负担在80年代后半期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印尼盾的急剧贬值。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印度尼西亚，在减少对外国公共债务依赖方面的成就，是这些国家能够增加本国的储蓄以便为加速的资本形成率提供资金的直接结果。

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国直接投资爆发式的增长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在80年代后期的共同经历。这些国家向需要外资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意外的时刻。1985年广场协议的结论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日元的高市值反过来使海外设资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东盟五国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受益者（菲律宾受益较小）。在80年代后期，当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成为净资本出口国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得到了第二次推动。在印度尼西亚，从1986年到199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5倍以上（从2．58亿美元增加到13．59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相应地从1986年的1．46提高到1990年的3．74。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的增加甚至比印度尼西亚更为显著。前者的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了11倍以上（从1986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1亿美元）。马来西亚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它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近6倍（从5．28亿美元增加到30．08亿美元）。随着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急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急剧上升。新加坡继续是一个坚决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然而，菲律宾并不那么幸运。直到1988年外国直接投资才真正有了增加，但随后由于政治上一直不稳定并且衰观经济持续发生困难，因而流入额减少了。

新加坡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近几年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银行增加了它们对邻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联合放款活动。这种增加要归因于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在本国发生清偿问题后逐步从地区的放款市场撤走。

金融的日益相互依存

东南亚金融体系的日益开放和尖端化（在工具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也意味着在金融方面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市场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增长。这一趋势会由于贸易和投资方面（尤其同经合组织国家）的相互依赖而进一步加强。它的后果是：来自国际间的金融冲击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国内体系传播。一个恰切的案例是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行情大跌。续约股票市场的指数下降23％，而新加坡下降了32％；吉隆坡24％；曼谷11％；马尼拉7％。在1990年9－10月的海湾危机头一个月里，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下降了22％，马尼拉和曼谷分别下降了40％和54％，而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降低了大约28％。

日益发展的地区一体化

另一趋势是由于各种原因，东南亚的经济日益一体化。第一，目前在以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方面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外。东盟国家随后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格局中的趋同现象。第二，象“柔佛一新加坡一廖内经济增长三角区”和建议中的包括马来西亚的摈榔屿和半岛北部几个州、泰国南邻和印度尼西亚西北部的“北方经济增长三角区”这样一些小区域经济区的开发，也许将是90年代越来越常见的典型发展格局。第三，1月下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高级会议上最新签订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域协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跨国境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总是会带来要求协调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条例以及要求资本流动能更自由地跨越东盟各国边境的各种压力。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要求将新加坡元在地区内使用。但这一压力一直受到“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的抵制，为的是要避免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很可能引起的汇率管理问题。对于未来由于产品市场一体化日益发展而引起的这类性质的压力，也许要由地区的货币主管当局来处理。

在最近发生影响韩国和泰国银行系统的危机之后，预言亚洲其他地区的银行系统也将遭遇类似情况已成时髦之举。在遥远的欧洲或美国的董事会会议室和风险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一些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的任何混乱，都将给它的邻国造成问题。但是这种看法是短视的。为了评估银行的风险，应当着重研究每个国家（地区）银行系统的长处和短处。

的确，在货币游戏中显然存在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泰国有决心、有储备，它的货币铢还是被击败了，而这个地区的一些中央银行之间签署的大肆宣传的条约却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菲律宾的比索也被击败，这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变化，而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已经设法成功地支持比索了。其他货币也受到同样的压力，预料还会有惊人的事发生。

但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不适应银行系统。当然，同样的问题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且这个地区的一些银行系统实际上也遇到类似的头疼问题。然而，多米诺骨牌效应意味着，使得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垮掉的问题，接着也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的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

亚洲以外的观察家常常认为亚洲国家（地区）都是一样的，可实际上这个地区的银行系统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比一般说来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还大。它们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稍稍花点时间对它们仔细加以研究可能是明智的。

要指出的第一点是，主权风险与银行风险常常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现象在亚洲或许比别的地方更严重。在韩国和日本等低风险国家，银行疲弱无力，而在菲律宾或斯里兰卡等较高风险的国家，一些私营部门的银行却很强劲有力。

另一个不同的情况是，许多国家拥有若干国有银行和在政府密切监督下营业的银行。这些银行通常显示出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资产质量极其糟糕。它们被用来当作政府推行开发和金融政策的渠道。贷款分类和提供贷款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完善。这些银行不在我们的评论之列。

不动产问题以不同方式使银行蒙受打击。不动产借款人承受的直接风险在这个地区大不相同，香港排在风险名单的首位，接下来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大多数种类的贷款中，不动产被当作抵押品，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指导许多银行系统的依然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当铺心态。提供贷款所依据的是抵押品所值数额的大小，而不大考虑借贷者靠他主要的经营活动偿还本息的能力。

清偿能力低下历来是造成银行破产的原因。在这个方面，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极其虚弱无力，而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印度次大陆却比较强。清偿能力是银行生存的关键。一家银行可以破产，不盈利，排在资产质量表的比较偏下的一端，但是，如果当局给它足够的清偿能力和某种修改帐目的余地，它还是能渡过难关存活下去的。

衡量银行营运费用的尺度是效率。影响效率的因素有薪金、劳动法、勤奋程度、租金的高低、经营管理是否得当、营业额的多少和分支机构的数量。在这个方面，看来只有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依然保持高效率，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效率极其低下。

净利差幅度依然是这个地区银行收入的最大来源，而利差的大小主要是由利率结构、是否存在竞争和一些既定的作法决定的。香港、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净利差幅度很大，而台湾、中国、新加坡和日本的净利差幅度却很小。

要用利润率来估量真正的营业盈利率很难是准确的，这主要是因为银行往往用非经常投资收益来支持它们并不充分的收入，例如在台湾和韩国就是这样，也是因为不现实的提供贷款的方针，而这些方针是造成它们帐目上长年累月存在着不盈利的资产的原因。这种情况影响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次大陆。

有趣的是，在效率低下的银行系统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银行依然兴旺发展，因为它们的利差幅度依然很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下去。韩国银行的利差幅度小，而且效率低下，这是它的银行正在苦苦挣扎的原因。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对货币兑换、国际收支的安排、调节等所确定的原则，以及为此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主要内容有：各国货币比价的确定依据，包括比价的市场波动界限、调整幅度；各国货币和可兑换性，对国际支付所采取的措施；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和供应方式；国际金融事务的协调、磋商和有关管理工作；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包括逆差和顺差国所承担的责任。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发挥国际货币和职能，同时，由于美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兑换黄金，故也是一种金汇兑本位。美国承担各国政府或其中央银行按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其汇率由货币含金量来决定，波幅不超过1%。在成员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时，可以申请升值或贬值，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进行调整。在这一制度下，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节；二是通过汇率调节。但这两个方法都有很难采用。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持外部平衡主要通过牺牲内部平衡来实现。该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美元和其他货币的不平等地位，而这种不平等地位又要靠所有成员国来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一旦稍有变动，这个体系便会出现很多矛盾而难以维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2年7月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由11个主要工业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委员会于1974的6月提出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纲要”，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地支调节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为以后的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1976年1月在牙买加的首都有金斯敦举行会议，讨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条款，经过激烈的争论，签定了箸名的牙买加协定。牙买加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基金份额；成员国可暂时自行决定汇率制度；废除黄金官价，使特别提款权逐步代替黄金作为主要储备资产；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牙买加体系的主要特征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广泛实行，这使各国政府有了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即汇率变动手段；各国采取不同的浮动形式，欧共体实质上是联合浮动，日元是单独浮动，还有众多的国家是盯住浮动，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各国央行对汇率实行干预制度；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资历产和记帐单位的作用大大加强；美元仍然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而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大大削减，各国货币价值也基本上与黄金脱钩。

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资产的重要组成部份，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属于美元区，因此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但西德马克、法国法郎 、瑞士法郎和日元也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且它们的作用还在不断加强；黄金的作用还没有消失，仍然是重要的储备资产之一。这种多元化的储备资产结构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因为软通货和硬通货经常发生变化，外汇储备就不断比一种货币转向另一种货币，从而造成外汇市场的动荡。

尽管不少人怀念固定汇率制度，国际基金组织也规定，只要有全体会员国的85%同意，就可以回到固定汇率制，但由于目前各国通货膨胀率不同，国际收支严重失调，大量国际游资移动等因素的影响，真下稳定汇率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预测目前这种管理浮动汇率有长期化趋势。

1997年 6月21日在美国丹佛市的公共图书馆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就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所面临的全球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各国领导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会后发表了题为《面对全球经济和金融挑战》的声明。声明认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各国也在经济金融和其他方面面临着挑战。声明特别强调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立法，以保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七国首脑还批准了七国财长就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向首脑会议提出的最后报告。这份报告回顾了里昂会议以来在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报告要求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在监管活动和信息分享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在丹佛高峰会议召开前一个多星期，就金融全球化发展及全球金融稳定问题在美国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发表了演讲。萨默斯在演讲中充分阐述了世界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金融市场的惊人发展，加大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全球金融的动荡及其传染速度都在加剧。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反过来，金融贸易投资的国际流动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在全球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时，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和向外资的能力得到加强。

在过去的15年里，国际金融市场有了惊人发展。金融管制的解除及其金融业务的融合，新的信息传输技术的发明，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这一切使全球成为一个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资本流量每日超过1万亿。资本的流动速度和金融市场的价格传播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市场也更加一体化和复杂化。一些金融产品如金融期货、期权、利率、货币掉期在金融市场中变得愈来愈重要，已成为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一条牢固的链条。多数金融市场中的大金融机构都以全球业务为基础。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界已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全球是一个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投资者、融资者和金融机构参加到这个金融市场中来。

新兴金融市场的惊人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去年2500多亿美元的私人资本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方式流入了新兴市场，而1986年这个数字才250亿美元。不久以前，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私人资本流向这些新兴经济地区的流动量已超过官方资本流向该地区的流动量。

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国家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加。就在过去的两年里，有31个国家第一次叩开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门，从而使56个国家在最近第一次进入了国际金融市场。在整个新兴金融市场中，公共企业、私人企业甚至国家公共机构也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融合和制度创新为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机会，促进了新兴国家经济的发展，投资者能够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机会，金融创新分散了投资风险，同时也使贸易活动和金融机构能更好地平衡资金往来。

根据IMF的报告，在过去的15年里，三分之二的成员国的银行体系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美国为解决储蓄和贷款危机所需GDP的3%到智利所需GDP的30%，财政成本表明，银行危机正消耗着巨额国内资源。日本巨额银行呆帐正侵蚀着它的财政资源，它也是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世界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余悸至今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余魂不散。泰国泰铢危机以及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的传染正危及着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

“华盛顿正期待着丹佛七国首脑会议通过一系列的决议来加强全球的金融稳定。” 劳伦斯·萨默斯6月12日在国际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致力于建立稳定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94年克林顿总统在那不勒斯七国高峰会议上提交的一份计划，他要求各国政府承担起一项广泛的改革，以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

萨默斯在演讲中对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网络，提出了美国人的看法。他认为全球金融网络的建设要以信息传输网络为基础，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组织要进一步促进信息流动，达到信息共享目的。全球金融监管网络要以增强国家监管组织和国际监管组织的监管能力为手段，达到有效监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目的。萨默斯特别提到要增强对衍生金融工具和外汇结算风险的信息报告制度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萨默斯说，在丹佛会议，七国首脑们将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构筑全球金融信息网络，这一网络至少要达到下列四个目的：（1）以此来提高国家管理当局监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的监管能力，（2）为全球金融管理机构建立一套监管原则做出贡献，（3）为改善衍生金融工具的汇报和监管制度创造条件，（4）为减少国际外汇交易结算风险创造条件。

萨默斯的演讲肯定了美国在构筑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贡献，并强调要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丹佛高峰金融会议对全球金融业来说是一次重要的金融会议，因为高效有力的金融秩序对于经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萨默斯说，“利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其它国际金融组织，美国在最近的一些年里为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减少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起了领导作用。丹佛高峰会议将是沿着这一道路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萨默斯指出，1996年超过25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入了新兴市场，而1986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新兴的金融市场环境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萨默斯说，“这就象汽车在高速公路奔驰，人们在这里可以更快地行驶，获得更多的机会。但一旦发生车祸，情况也许更糟。”

萨默斯指出，丹佛经济会议是为人类进入21世纪建立经济新秩序而做的多年努力的结果的一部分。在这个新的经济秩序里，贸易、投资、资本、信息和知识产权都将更自由地流动，以使它们更有效地创造财富。这个经济新秩序包括所有国家。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将为美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全球扩张战略提供广泛的机会，从而也会促进美国国内经济保持持续繁荣。

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萨默斯在演讲中强调一个稳定而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是必要的。他指出，建立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健有力、富有弹性和充满活力。丹佛首脑会议将会通过一系列的重要决议来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萨默斯最后以反面教训和美国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强调建立一个世界金融安全网络的紧迫性。他说，高峰金融会议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对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在此我们仅仅只要回顾一下大萧条时期，众多的金融机构瘫痪和金融市场的崩溃所引发的一场浩劫，我们就可以理解稳定的金融体系对一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就在最近，阿尔巴尼亚金融秩序危机，引发暴力冲突而人们暴死街头。在整整一个世纪，美国为适应国内货币市场、银行系统的更为有效的监管的需要，为了规范证券市场，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法规和有效的行政监管体系。美国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完备的证券银行法律架构。

东南亚金融从7月2日由泰国宣布取消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改用浮动汇率制开始，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了。这场来势迅猛的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国际货币投机商洞悉了泰国经济金融形势的脆弱和内在缺陷，而进行的有预谋的投机的结果。这场金融危机至今还没有结束。它已使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货币大幅下跌，动荡不已。它已使我国的台湾省、韩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它的余波还使太平洋西岸的阿根廷的股票市场大幅下跌。

我国金融市场目前尚无受此危机影响的迹象。但是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受到这志场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的外汇市场8月11日起就受到国际投机商的狙击，一些大投机商当时就大手买进港币期货，并抛售现货港币。8月下旬至9月初香港股票市场激烈震荡，有市场人士分析，这波股市行情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甚至行政长官董建华等特区高官连续发表谈话，以稳定香港金融货币市场。这足以说明金融危机对香港的金融市场已构成的现实的威胁。

当外资大量涌入，经济也快速发展的泰马菲印等国家遭遇惨重的货币狙击以致币值狂泻时，许多人都自然地将眼睛盯住了同样是外资大量涌入、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人们的疑问是，中国会是国际炒家的下一块“肥肉”吗。

泰国的货币危机的一个启示就是，警惕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形成泡沫经济，保证资金和储蓄流入生产性的经济。一发生泡沫就打压下去。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必须抑制，股票、房地产价格的膨胀也要抑制。　

发展中国家发生货币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在国际收支表现上，经常项目（包括外贸）出现逆差，而且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往往超过5％的警戒线。泰马菲等国家的共同现象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大。而国内储蓄不足则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储蓄不足，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利用外资，而大规模利用外资的结果，经常项目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过高。墨西哥当年这一比例是7.8％。泰国最近爆发危机前则是8.2％，都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泰国在这种情况下使国际投资者对泰铢缺乏信心，而投机客则找到了下手的机会。东南亚国家的储蓄率固然相当高，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投资需求更大。相对来讲，储蓄水平仍然严重不足。不仅如此，泰国过去十余年里，面对源源流入的外资，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更要不断买进外币，卖出本币。结果，货币供应严重过量。于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就提高利率；利率高了，又导致外资流入。恶性循环的结果，银根过松，给泡沫经济创造了条件，也给投机客创造了条件。货币和美元挂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面对这个窘境。

中国近年则通过“对冲”，例如，收缩银行贷款，防堵了这种危险。中国近年来外贸一直顺差，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不一样。而且，外资源源进入中国，形成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顺差的“双顺差”。外汇储备每年增长二三百亿美元，形成一个强大的支付能力。阻吓了国际投机。你抛（人民币）我就买，谁能来投机。而且，在双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面对升值压力，而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其实也就低估了。和泰铢完全相反。此外，中国引进的外资和泰国引进的外资在结构上也不一样。泰国开放资本市场，但外资结构非常脆弱，充裕又不受管制的短期外资被大量用来炒房地产，炒股票。一有风吹草动，不仅外商撤退，本国人也抢购外币，就加速了货币体系的崩溃。

中国至今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据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说，中国目前利用外资3200亿美元，其中2000亿属于外商投资，1200亿属于国际融资。但前者有64％是直接投资，要撤也不容易；后者更是将近90％的长期贷款。何况，中国外债和国内生产总值比仅仅是15.5％（1996年）。反观泰国46％、菲律宾54％、印尼47％、马来西亚39％、墨西哥35％都严重得多。

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国际投机客就一定不会打中国的主意？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刘遵义认为：

尽管泰国金融动荡已经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但中国不可能成为泰国第二。但随着国家货币较大幅度的贬值，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泰币一时之内不可能回升，其地东南亚国家货币也不可能回升太多。所以这些国家出口竞争力会增加，对中国出口竞争力形成压力。中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很多，下半年就不一定，到明年就会慢下来。因为很多中国能做的产品，东南亚一些国家也能做，随着泰币20％左右贬道，产品也将大幅降价，中国需对此有所准备。

泰国金融风波与两年的的墨西哥危机十分相似，其发生具有经济上的结构性原因（fundamentals）。泰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来资本；此外，在外资结构中又倾向于利用流动性较高的短期贷款和金融投资，直建设资和长期贷款比重较低，加之实行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制度，资金可自由流入流出；加之泰铢升值导致进口入超，且进口品中消费品比重过高，最终导致金融风波爆发。

泰国动荡累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是由于这些国家在结构上有与泰国相似之处。但刘教授分析说，由于中国储蓄颇高，利用外资的主要部分是直接投资和长期贷款，而且进口商品也相当注重生产资料部分，所以不大可能类似汇率危机。

当记者问及对于中国外汇制度改革的看法时，刘遵义教授说，他现在还看不出实行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好处，中国现在汇率有升值压力，出超也很厉害，加上长期资本继续流入，货币放开合短期内还会有升值压力，对中国并不很有利。中国从1994年到现在汇率从8．7升到8．3，实际通货膨胀加起来(accumulate)约有40%，货币再升值就更有问题了。但贬值也不有利，会引起一些通货膨胀，所以还是维持稳定为好。

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连年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其1990年外贸逆差、经常项目赤字和外汇减少额分别为：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到了1994年已分别增加到：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1990年其外债为280亿美元，到了1996年已膨胀至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的现有外汇储备。

问题还不仅限于此，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另一方面直接借来的庞大外债却在大部分领域不能产生收益，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投资者对泰国的信心。人们普遍认为泰国汇率严重偏离泰经济实绩，泰铢因此一直就面临贬值压力。

在泰国铢贬值之后，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一个试验性的拯救计划，以消除泰国铢贬值产生的冲击波，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仍然受到投机资金的沉重打击。由于人们担心危机的蔓延以及对东南亚地区的不信任情绪，使得该地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印度尼西亚接着成了投机者（尤其是国际风险投资基金）的又一个牺牲品。

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印度尼西亚当局8月14日宣布，放弃维持其货币与美元之间比价的努力，让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由市场决定。

印度尼西亚作出不再向金融市场投放十几亿美元以维持盾与美元比价稳定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东南亚刮起金融台风之后，印度尼西亚为了支持盾，已经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

但在听任比价波动的决定发布后，盾对美元的比价立即从2680盾兑换1美元跃至2800盾兑换1美元，而在泰国铢贬值之前，这一比价为2450：1。这就是说，从7月2日以来，印度尼西亚的盾大约贬值了14％。

对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乃至韩国来说，货币的下跌有些出人意料。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各大国财政部所采取的紧急援助行动可以使它们很快度过这个艰难时期。亚洲所有的“小龙”如今都进入了衰退期，甚至进入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阶段。可以预料，这些国家未来的调整将是十分艰难的。在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佳钩。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比价一直过低的美元与世界主要货币的比价不断回升。对亚洲国家来说，美元的回升意味着它们出口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出口额的下降。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的情况怎样呢？一个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从理论上讲，货币的贬值将会导致出口的增加。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

许多观察家都意识到，这些国家的出口是靠相当高的进口额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如果对进口加以限制的话，想平衡外国的欠款以及稳定国内市场都是十分困难的。泰国一个国家的外债总额就超过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印度尼西亚的外债总额达1000亿美元，马来西亚的外债总额为290亿美元。这些外债中大部分款项是短期信贷，都要在一年内偿还。加上这些债务是按美元来计算的，美元的比价越高，各国的债务就越沉重。

更糟糕的是，如果外国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率而加快从该地区撤资速度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就可能出现支付危机。

如今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意识到，它们的问题不仅仅出在竞争力的下降上。80年代末出现的一些有关金融自由化的新名词对该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打破条条框框、取消中间商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亚洲国家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变成了一个完全流动的大市场。但它未像西方那样建立起一些“护栏”，金融市场毫无防范地放弃了现代经济所必需的一些制约，吸引资金成了唯一的目标。这种体制在东南亚运行了近8年，使这一区域成了投机的天堂。

人们在分析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发源国泰国的金融危机成因时普遍认为，经常项目赤字膨胀、肆意借贷外资、房地产的过度投机及政府采取的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不当货币金融政策是主要成因，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原因在于造成经常项目赤字的资金和肆意借贷的外资之投向，只有在极少几个领域能够产生效益。

9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普遍放松银根，并将资金投入低收益的企业。这些企业随着清偿能力紧缩和利率提高而债台高筑。这样，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便迅速膨胀起来。这种膨胀一旦到了投资者的信任危机阈值，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地会爆发。

世界银行去年就开始研究东亚的金融业是否会影响本区域的经济奇迹，经过整年的研究后，世行的答案是：肯定会影响，除非政府彻底改善和加强它们的金融系统。

一国市值强弱大致反映其国际竞争力高低，泰国、菲律宾之货币被迫进行大幅贬值，显示了其国际竞争力低落的事实。国际竞争力如何，可以从各国经常项目收支窥知。

但经常项目长期发生逆差，为基本经济结构失衡，理应让货币随市场力量贬值，期能振兴出口，抑制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然而泰菲两国货币当局却刻意维持高估的市值，使得调整汇率平衡贸易收支的机能无法运作。尤有甚者，两国中央银行为支持汇率，不断在市场上抛售外汇，使得国内银根紧俏，利率不断腾升，进一步打击房地产与股市。而外资稍早虽受高利率吸引而流入，但在货币贬值迹象明显化以后，大举密集撤出，短期内反而加重货币贬值的压力。

近期泰菲两国央行决定松手让货币作较大幅度贬值，这是正确的作法。由于贬值预期心理去除大半，外资重新涌入，使股市回升，利率下降，金融市场暂时恢复安定。由此可知，国际竞争力低落与政府不当的货币金融政策，是近期东南亚诸国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亦因经济成长迅速，有“亚洲四小虎”之称，其发展潜力向为各方所看好，何以近期表现不如预期？

一般的看法是，中国大陆近年经济成长迅速，出口强劲扩张，已带给新兴工业国家很大的压力。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大陆出口值达6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6．4％，享有贸易顺差139亿美元。由于亚洲四虎产业结构与中国大陆较为接近，而国际市场同类产品胃纳有限，因而四虎首当其冲。

相对而言，台港新韩企业赴大陆投资者甚众，不但分享大陆市场，亦可以大陆为生产基地强化其出口竞争力。且亚洲四小龙近年致力于资讯科技产业发展成效卓著，因此能维系其国际竞争力不坠。

进一步而言，亚洲四小虎中马来西亚与印尼之经常项目收支佳，似不致发生货币大幅贬值现象，至于新加坡则因地缘关系受波及。因此我们亦不可轻率认定所谓货币贬值之骨牌效应会继续蔓延。

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当局对外国资本敞开大门，一方面对外大量举债，另一方面又向外国和本国银行提供毫无约束的美元贷款。这为国际资本投机创造了温床。

国际资金有相当部份流入了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按国际金融协会提供的数据， 1997年国际私人资本净流入亚洲新兴国家金额将在1071亿美元， 1996年为1418亿美元，1998年净流入应在1127美元。这是国际私人资本宾际流入量最高的地区，远高于欧洲和拉美地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日报》载经济观察家迪汀达曼 胡利文章言，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用当前的金融情势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据推测，某些政治集团可能与外国投机商串谋，在印尼盾危机中有三种集团参与其事，即外国投机商，本地投机商及意图改变印尼政治的某些集团。

德国《经济周刊》发表题为“早该放开汇率”的文章，认为东南亚国家采取钉住特定“通货篮”汇率制度这种作法，长期造成货币市值高估，而奉行僵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剥夺了自已金融政策的灵活性。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自1985年西方七大工业国协议降低美元对日圆汇率以来的10年中，这一汇率政策无疑是有利的，各国货币对日圆不断下降吸引了日本资金的不断流入，也刺激了出口；但自从95年初以来，美元对日圆不断回升（升幅已达三成），情况出现逆转，暴露出早一阶段以汇率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