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2006-11-06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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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 / 经济
在中关村杂志看到这篇文章, 觉得很受启发, 顺手摘了下来...
韩英杰（北京）
在中国，一切都有中国特色。凯恩斯来到中国也一样，一样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我们看到，政府下发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正说明，中国经济正在进行凯恩斯式的呼吸。
用“看得见的手”玩平衡
在20世纪初，经济危机出现了，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不灵了。英国人凯恩斯提出一套新理论，主张政府用“公共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经济，以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来缓解经济波动。此论果然有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把凯恩斯理论变为美国人富裕的现实。到了90年代，美联储采取一系列振兴美国经济的措施，格林斯潘由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影响力超过了美国总统。
尽管也有各种经济学流派对凯恩斯主义提出批评，批判凯恩斯主义者则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新凯恩斯主义者接受了挑战，他们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理论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政府适度干预的论点，同时关注宏观政策调控可能产生的反作用。不过，在实践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放弃宏观调控的手段，只不过是不同的形势下，对政策略加调整而已。尤其在中国，谈论“政府失效”简直完全是个玩笑。
从经济学上讲，指导中国的理论既不是紧缩经济学，也不是供应经济学。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是平衡经济学。要在市场竞争与行政权力之间平衡，要在紧缩与供应之间平衡，还要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之间平衡等等。当年有个时髦的词汇叫做“软着陆”，其实就是在经济的各种各样的数字中找到了一个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平衡。
在中国，赤字和债务并不足过虑，这两项的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处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财政赤字连年增多，主要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国债造成的。从经济学上分析，这些积极财政政策，其实就是扩张支出以刺激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7%至8%的增长速度， 2003年更是达到了9.1％。据分析，因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拉动GDP增长1.5至2个百分点，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有效地带动了各方面的投入。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的表象就是，中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10万亿元。总之，就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而言，财政赤字并不可怕，甚至还可以说，这数字仍然太保守。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举债可以刺激消费需求，并且不使物价上升。另一方面，从利率来看，利率上升是经济过热和货币需求增加的表现，会遏制消费和投资，中央银行可以增加货币供给，将偏高的利率压下来，避免经济的过热。反过来，利率下降是货币经济偏冷和需求减少的结果，它会刺激消费和投资，中央银行也可以减少货币供给，促使利率回升，避免经济的趋冷。
然而，采取某种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到时间问题。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实际生效之间有颇长的一段时间延迟，在这段时间里，经济仍然按照其固有周期循环，所以，即使正确政策也有可能在错误的时间发挥作用。应对之策就是，在危机没有来临前就采取行动，从而避免正确的政策产生负面作用。
货币、就业与“跟风式经济”
按照传统的理论，作为中介指标的利率要反映货币的供求，并随货币的供求而波动。但目前，中国的利率还没有市场化，所以它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的运行。同时，中国经济主体发行流通手段还有待纳入法制轨道，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仍然处于无可替代的地位；经济主体尽管可以影响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但是，中央银行可以坚决地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承受各种可估量和不可估量的社会成本。
中国经济问题很多，改革从何做起呢？凯恩斯主义把就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业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购买力。然而，中国现在的就业形势并不容乐观，从大学生难就业的状况就可以看出失业的严重性。还有，基尼系数偏高，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更加反映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有，政府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早已不堪重负，公务员改革的力度势必增大。社会保障状况低劣，需要大笔的财政盈余来保障。同时，政府也需要大笔盈余来保证中央政策能够充分得到地方的贯彻。
在这种状况下，那些持供应经济学观点的人恐怕是想错方向了。同样，紧缩经济学的观点仍然不对路。现在，应该是靠消费拉动需求，适度国家干预，进行税率改革，实行更灵活的就业政策为核心内容的改革了。我们强调市场和行政的协调力量而不是片面地保护工薪阶层的福利。经济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平衡，市场竞争应该与社会均衡相结合。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但是同时劳资矛盾的调和与社会的稳定又是使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保证。
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是“跟风式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一拥而上的彩电厂，到海南的地产狂热，再到几年前的网络热潮，中国经济表现了一种抽风式的症状，一种盈利模式一旦确立，就会吸引一批数量巨大的毫无理性的追随者。这种投机心理的传染性比去年的“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毫无理性的做法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社会的另一大特点是高效率与无效率并存。在解决某些问题时，决策快、动员快，许多有价值的改革倡议能很快化为行动。但同时，解决另外一些问题时，行动迟缓，步履艰难。前者，以“非典”为例，一夕之间就能动员全国之力量。后者，如对民间资本的开放领域，从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到相关部门政策的制定，一直到政策的实施，其过程迟滞十分漫长。
凯恩斯式呼吸能否带来生机
中国有巨量的民间资本在呼唤着凯恩斯式的复苏，只有公民与个体的消费才能刺激社会需求，从而加速中国经济增长。最近，中国民间资本在金融、民航、市政建设等领域屡破禁区，说明各种因素压抑已久的民间资本已经开始释放潜力，并将在以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的投资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早在2001年底，中国民间的金融资产已经超过12万亿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市场的力量，硬性的规定不仅会强化国家的控制能力，也会削弱民间投资基金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在公共事业方面，比如卫生、教育等方面，我们应该强调干预的力量。在这次“非典”事件中，暴露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之落后，起码让人们意识到了其实我们能使钱的地方还多呢。更何况，贫困山区还有千万失学儿童。
艾哈德曾经说，经济问题一半是个心理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前途的信心。中央机构只要采取有规则的，而不是多变的货币供给政策，坚持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并辅以利率杠杆加以调节，就能保持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解决了这个心理问题，即使有其它不适当的政策措施，也不会加剧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今天，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研究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征在于它要研究的是问题的本质，而不仅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和物质性。中国的国情提醒人们：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规律。在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中，政府不应只是制定规则了事，还应该参与到游戏中来。不过，也不能把一只大手全部插进来，伸两个手指头就够了。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际经济地位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