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实行的是金属货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日常使用的货币是银子。碰上缺少银两的时候，不仅普通人没有办法，连皇帝老子都没有办法。明朝崇祯年间，宁远守军发生兵变，原因是朝廷十个月没有发军饷，至使官兵激愤。岂知此时朝中已是国库空虚，户部只剩白银30万两，崇祯皇帝急得团团转但已然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拿出自己在后宫中藏的私房钱以解燃眉之急。

　　金属货币制度固然有许多优点，但由于金银开采能力的限制和战争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逐步被各国所放弃。但也有不信这个邪的，二战行将结束的时候，美国一方面欲重温金本位的鸳梦，另一方面要树立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于是召集西方各国建立了类似金属货币制度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各国货币的汇率与美元挂钩，不得擅自调整。

　　美国一相情愿地认为该体系会更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增长，但不料事与愿违，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存在硬伤(特里芬难题)，加之中东石油危机带来美国通货膨胀及经济衰退，各国均预期美元贬值，于是纷纷将所持有的美元要求美联储兑换成黄金。

　　美国中央银行遭到挤兑！黄金储备锐减，后来不得不宣布停止按照35美元的官价兑换黄金，并先后将价格调至38美元和42.22美元，但最终都无济于事，直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

　　写到这里，答案应当很清楚了。虽然中央银行制度迄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在金属货币时代，央行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尽管央行、商业银行都发行银行券、票据等，但它们都是金银的替身，换言之，人们之所以使用这些银行券是因为他们确信可以随时到银行里兑换成金银。

　　因此，即使清朝有中央银行，面临胡雪岩被挤兑以及由此形成的全国性金融危机，央行将陷入与布雷顿体系中美联储一样的僵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央行能拿得出足够的真金白银吗？

　　看来，胡雪岩注定是在劫难逃了。

　　而货币一旦跟金银脱离了干系、成为了不兑现的信用货币，中央银行的威力才真正地释放出来，并开始变得无所不能了。

　　在金属货币时期，央行调控不了货币数量，也就无所谓货币政策。而在信用货币时代，社会中所有的货币都来源于央行，央行自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调控货币总量、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

　　同时，由于央行具有充分的货币供给能力，作为最后贷款人，央行从理论上能保证所有的金融机构屹立而不倒。前些年，我国某一地方性银行也曾遭挤兑，正当人们惟恐自己取不出钱而吵闹喧哗之际，央行的运钞车戛然而至，当看到成箱成捆的钞票从车上卸下时，大家都鸦雀无声了。

　　可以说，信用货币制度下的中央银行，其地位是超然的，是一国经济金融调控的核心部门。“经济中唯一重要的就是管住货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名言也印证了央行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更有西方学者甚至将“火、轮子、央行”并称为人类社会的三大发明。

　　可就在同一时代，还有一位看起来更牛的金融大腕，就是徽商的代表人物——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安徽绩溪人。他从办阜康钱庄开始，仰仗湘军权势及官府势力，十多年间骤然暴发。他经商半个多世纪，家财亿万，富可敌国；混迹官场，大红大紫。并荣获清朝政府赏穿黄马褂、赐二品顶戴、紫禁城骑马行走等种种殊誉，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看来，如果说乔致庸是草根金融的代表，那么胡雪岩可谓官商结合的典范了。但比较二人的商旅生涯，就会发现胡雪岩过得比乔致庸可要“爽歪歪”：胡雪岩官商结合的敛财模式，效率极高，个人财富在短期内扶摇直上，远非乔致庸所企及；胡既是商人又是二品高官，级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了吧，社会地位也非乔可比；胡在情场如鱼得水，快意程度胜过韦小宝，光二奶(古代叫姨太太)就包了十多房，等等。也难怪后来的商人们似乎更青睐胡雪岩了，不然的话，一句“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做胡雪岩”怎么会一直传诵到了今天。

　　不久前，一个经商的朋友上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当今中国发财的最好途径就是官商结合，结交大官发大财，结交小官发小财。我无语······，但愿他说的不是真的，但感觉他说的也可能是真的。管他呢，不去想了，幸好自己不是一心想发财的人，否则从五道口毕业后选择来高校岂不是遁入空门？

　　但也许是因果报应吧，乔致庸在功成名就之后实现了软着陆，将家族的烟火传给了后代，自己在乔家大院里颐养天年，并一直活到了89岁。而胡却没有这么幸运，刚过花甲之年还未来得及享受天伦之乐，胡雪岩就遭到了灭顶之灾，他破产了。

　　胡雪岩为什么会破产？分析深层次原因又能总结出很多，譬如：官商模式的内在不稳定性，他紧跟左宗棠却得罪了另一重臣李鸿章，于是遭暗算，这值得现今的一些商人们引为殷鉴；与外资相比实力的悬殊性，他竟敢囤积大量生丝，欲与洋人斗法，结果被人家盯上了，类似当前的国储铜事件；干部任用的失察性，用人只重业务能力而忽视了政治思想水平，手下的掌柜挪用大量资金自己去做生意，他却浑然不觉，等等。

　　从金融学角度来分析，这里面包含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但主要还应归咎于流动性风险：胡雪岩一方面把大量资金借给了左宗棠做军费，另一方面又拿出大量资金收购生丝，剩下一小部分资金在钱庄里做周转用，没想到还被手下挪用了，形成了严重的流动性匮乏。

　　苍蝇不叮无缝蛋。1883年，在李鸿章手下商人的秘密策划下，一场针对胡雪岩阜康钱庄的大规模挤兑骤然而至。12月1日，阜康上海总号宣布倒闭，消息传开，各地分号相继关门。对阜康的挤兑引发了全国性的金融风潮，北京、扬州、福州、宁波、镇江、汉口的众多钱庄纷纷倒闭，取款者“不绝于途，街衢几为之塞”，两周内全国就有44家钱庄破产。史学家们甚至将这一事件称为“中国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参见2003年3月30日《南方周末》)。

　　一代豪贾就这样顷刻间土崩瓦解，并在郁闷中客死他乡，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但在叹息之余，我们也不妨做个假设：假如清朝时有中央银行，情况又会怎样？

　　的确，依据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基本职能，遇到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特别是这种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央行是定然要施以援手的。

　　但是，即便清朝时有中央银行，央行果真有能力让胡雪岩起死回生、或曰给他一个“华丽的转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