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多是贫苦百姓，也无戏剧情节，但催人泪下。这本书既非报告文学，也没有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分析，只是忠实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的采访。

一、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忆

初读时我一度十分感动，但读完十六篇后，我发觉作为养父母的叙事者，他们的记忆和叙事结构，有一些统计学意义的地方值得指出：

——16个故事中，只有4个故事的叙事者是养父，而其中2个之所以养父叙述，原因可能是养母已去世；因此这主要是母亲的回忆，母亲相对来说对养育的过程更加饱含感情；

——16对父母，绝大部分都是无生育能力、或因故丧失生育能力、或收养时不能生育多年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在得到一个孩子时的迫切心情，并帮助他们克服了血统歧视（如果他们存在这一意识的话）；

——被收养的多数是女孩，男孩只有5个：事实上，男孩的这一比例和总体来比，已经是相对比较高的，日本战败时留下的主要是女婴；以至于日本政府将这一问题通称为“残留妇人”；

——虽然本书是采访居住在长春的日本遗孤养父母，但其中只有1人是长春人，其余的籍贯或是山东（5人）、或是黑龙江，或是吉林农村。他们当初去长春的动机都是为了糊口；

——在所有故事的叙事中，主要重点是两个：如何收养到这个日本孤儿、以及1980年代后他们回国而引起的彻骨思念。其余的如孩子幼年生病、如何投奔长春等情节则相对次之；

——所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因自己的日本血统而曾遭到周围歧视，而养父母维护的办法往往是否认他们的血统；甚至当他们的亲生子女质疑这些养子/养女的血缘，怀疑他们是“抱来的”时，父母还会回答：“连你们也是我抱来的。”

叙事结构上相似的地方当然并不止这些，甚至在一些细节上也有类似之处，例如在4个故事里，养父母都谈到孩子刚抱来时又黑又弱，“洗了三盆黑水”。几乎每一个故事里，都强调从小对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强调读书的重要性（然而，这些遗孤长大时正遇上文革，因此读上大学的看来寥寥无几）。

本书是养父母的一种单方面的记忆，几乎都集中在收养时的复杂心情、孩子成长中的曲折（生病、遭歧视）、孩子成年回日本后的思念。叙述的重点毫不奇怪都是在孩子的童年时代，这也是中国父母常有的心理，一种民族性的潜意识。可以想象，如果我父母回忆起养育我的故事，其叙事结构也将大致类似。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举例说明感情记忆和事实记忆的不同：假如某国遭到邻国入侵，事后一少女控诉说自己在战争中遭到一个身高2米的邻国士兵凌辱，邻国承认入侵和掠夺行为，但不承认凌辱事件，理由是该国没有身高2米的士兵。这就是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忆的差别。（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432）

在电影《大鱼》（Big Fish）中，儿子深深地怀疑父亲叙事的真实性，认为都是乖离事实的夸张言辞，并因此认为父亲的吹嘘罗嗦使自己难堪。然而到最后，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这些看似充满了经不起推敲的魔幻细节的记忆，远比乏味的事实记忆要使人更意识到生命的价值。

我无意怀疑这些养父母的记忆，而且这类记忆通常不可避免总是感情记忆，我们也不可能以某些不符合事实记忆逻辑的细节来否定整个记忆（这正是现在一些日本右翼史家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抹去记忆中的感情因素，事实上也将使整个记忆被抹杀。但我想作为学术价值来说，它在文学叙事或社会学上的价值可能是大于史料价值的。

二、血统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90%的日本战争遗孤都回到了日本，其养父母不少晚景凄凉（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hotpic/200503230312.htm）。

在书中的叙事中，实际上也有养父母对此表现出相当的失望，或者回忆起在收养时，有人警告：日本孩子异族血统，将来不会养老，靠不住。

日本遗孤之所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其原因当然是其血统，血统也是他们的原罪。但客观上说，这些遗孤已经被彻底中国化，其思想行为反映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行为模式，而不必动辄归因于他/她的日本血统。

中国养父母在孩子的童年时代长期隐瞒其真正的血统，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这种做法在人类学上也不失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论题；但我在此想说的是，这种做法对孩子本身也是有重大影响的。萨特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谈到，很多犹太孩子长期不知道自己的种族，家里的长辈也对他们的出身只字不提，但“不管以什么方式，他们有朝一日必须知道真相：有时通过他们周围的人的微笑，有时通过传闻或辱骂。发现得愈晚，打击就愈厉害：他们一下子发现别人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事，人家给予他们这种暧昧和令人不安的，在他们家不使用的形容词。”

中国养父母的晚景凄凉，我想毋宁说归因于一些更加现实的条件：回到日本的多数遗孤都是普通百姓，在日本生存尚且艰难，遑论其余？有学者曾说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遗孤，对养父母要相对比较孝顺。这些，显然与血统无关。

我们中国人，在对待血统方面，一面强调“远悦近来”、“有教无类”，一面却也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时还存在一些极端的情绪，通俗小说里王佐断臂去感化陆文龙的故事，清朝竟有书生真的相信，并因此去劝大将岳钟琪起兵反清——理由仅因他是岳飞的后代。这个迂腐书生当然是被砍了头，但由此也可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血统论是相当重视的。

血统-民族的神话，也算是近代以来的一个发明。1923-1930年间，在土耳其帝国解体后，有125万希腊人返回希腊，同时有较少的土耳其人从希腊“遣返”回土耳其。但被“遣送回国”的希腊人，信基督教，多数不懂希腊语，日常使用土耳其语——但用希腊字母来书写；而由希腊遣返的土耳其人，也完全不懂土耳其语，信伊斯兰教，说希腊语——却用土耳其-阿拉伯字母书写。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之间的这一交换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戏剧化举动，再生动不过地表达了帝国居民与民族国家人民之间的差异，及其困境。

中国养父母在接受采访时都曾说到，并不后悔收养一个日本孤儿，并且在收养时主要是出于同情心。为这一举动添加“国际人道主义”的说辞，在我看来是不符合本意的。

在一战中，英国妇女Eglantyne Jebb曾组织援救欧洲大陆的儿童，当有人指责她的行为是为敌人提供援助时，她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回答：“我没有11岁以下的敌人。”（她的组织后来演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固然，中国养父母的行为在客观上说和她的行为可以类比，但我认为在当时，他们主观上只是因为这个遗孤是一个生命，此外，他们自身没有生育也是一个强大的动因。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养父母收养日本遗孤，我觉得与其说是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善良”，不如说是人性的本能反应，而这一反应在那个年代尚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腐蚀和左右。